末年：戰後台灣現代建築與移植現代性

編委推薦

自序

 

前言     看不見台灣的「台灣現代建築」

第一部   表述戰後台灣形勢

中華民國館之末

中國日與保釣 

顯影「現代」

轉譯「傳統｣

 

第二部   物質化建築工業環境

不毛之地炒作公共私有化

花園城市擴大城鄉資本化 

平民住宅離散社會共同體

 

第三部    誰的建築觀

大學通往的現代烏托邦

建築文化的抽象與具體 

建築師淪為制度化專業黑手

 

第四部   「大同社會」之夢

城鄉風貌與保存

民生主義育樂補述

勞動人民的廣場

 

結論       移植現代性

後記       台灣的我們

參考書目

前言 

 

看不見台灣的「台灣現代建築」

 

　　二○一五年元月間，中國大陸的建築師史建在網路上招攬「台灣現當代建築考察團」，簡介中表述：「在長達五十年的殖民統治下，近代台灣都市規畫與建築設計都是在日本人掌控中完成，公共建築以折衷主義為主流。一九四五年回歸後的幾十年間，公共建築復古(民族)主義盛行，由於脫離建築傳統語境，與同時期大陸國家主義建築(如北京十大建築)相比，這些建築(如圓山大飯店、故宮博物院、台北忠烈祠等)大都顯得比例失當、語言怪異、工法粗劣。…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國父紀念館眼下不僅仍進行三軍儀隊交接儀式等紀念活動，同時也是民間文化、休閒活動的公共場所。」他還提到「最精髓的建築學術考察線路之一」包括「寶藏巖(貧民窟保存)保育」，開宗明義表白今日看過去，建築不會脫離民族主義、國家主義與形式美學之間的關係，更令人驚訝的是，史建用「貧民窟保存」形容「寶藏巖」和台灣社會之間的關係，竟還表露出自我縉紳化的「現代建築師之眼」，將建築連結上表現社會階級的空間意識。

 

　　一般關注以建築形式表現社會主體性的立場，多數偏重對民族主義和形式美學的再詮釋，難免從菁英主義看待建築和社會的關係，而關注以建築制度表現空間支配性的立場，則多倚重國家主義的社會制度，難免從技術官僚的視角去檢視干預公共建築的勢力。偏偏，主流的建築設計和都市計劃所強調的「規劃」一直是建構新自由經濟市場的主導性，而非認識人與環境之間的處境後，運用設計方法滿足民生所需。尤其是戰後台灣的社會結構至今仍持續流變，這絕不是自然、緩慢、自主、循序漸進的演化成為民主社會的結構。

 

　　借用史建到台灣發現「台灣現當代建築」的眼光與措辭，是強調一般看待「台灣的現代建築應該是什麼？」的問題，不應該繼續用保守的建築科學措詞回答台灣的「現代建築」形式。當代面對「現代建築應該是什麼？」的問題，已經是社會學的美學範疇，現代建築再現的社會狀態是「政治運作的美學化與藝術政治化」之間的衝突與矛盾，這幾乎是從法蘭克福學派之後、後現代主義之後，歐美研究「現代建築」歷史的基調，而造成今日各種立場、觀點之間的差異，仍是「建築的現代性應該如何與社會生產連接？」的問題，換言之，建築的現代性是斷裂的。因此，現代建築的歷史研究時勢之一是探尋建築和社會之間的理論橋樑，尤其當研究對象是戰後台灣的建築，開展思辯空間與社會生產的論述關鍵是：「讓社會空間化與空間社會化連動，重建歷史空間的反身性。」

 

　　台灣傳統建築史和台灣現代建築史之誤分

 

　　台灣的建築類型以「傳統」與「現代」區分，主要受到學院內的建築史課程長期以「西洋建築史」、「中國建築史」、「近代建築史」分門別類的影響，但這是在不當的分裂處切割，造成難以辨識台灣的建築與社會的關係。依照成大建築系教授吳光庭的觀點，台灣的建築系師生開始關注在台灣的建築歷史大約是在中美斷交後的一九八○年代，李乾朗在文化大學建築系演講金門民居等閩南建築的觀察記錄。其後大約是一九九○年代林會承在中原大學建築系一年級開課講「台灣傳統建築概論」，以「地域性」的分類記錄建立台灣的建築形制傳統來概論歷史，並逐漸發展成為建築學院的傳統建築入門課程。

 

　　不過，追溯戰後台灣的高等教育體制仍只有台南工學院(今日的成功大學)建築工程系的短暫時期，一九五○年代的金長銘老師帶著學生辦《今日建築》雜誌，已經著手描繪與記錄台灣的民居建築和漢人社會之間的關係。一九六○年代初期任教於東海大學建築系的蕭梅，她運用哈佛-燕京學社提供的經費，於一九六四年發表《臺灣民居建築之傳統風格》的田野調查研究成果。這是戰後台灣第一部有系統地針對本地的民居建築形式脈絡進行初步研究的著作。她從台灣是一個移民社會的脈絡，提出移民社會的政治因素與經濟因素對於建築形式與分布的影響，並帶入適應地理環境、社會狀態、生活習尚的民居建築之田野調查。她在著作中特別提醒︰「建築是不可當著英雄來崇拜，建築是人類生活習慣的具體表現， 真正能代表一地方色彩的是該地的住宅建築。」

 

　　同時，一九六○年代《建築雙月刊》和改版後的《建築與計畫雙月刊》談建築師的建築設計和社會之間的關係，乃至於從成大建築系畢業、到美國哈佛大學念完書回台的漢寶德，於一九七○年代在東海大學辦《境與象》雜誌的初期，和負責編務的夏鑄九倡議的也是建築和社會之間的關係。一九七七年台灣省建築師公會鄭定邦建築師率領逢甲大學建築師學生，以日職時期日本研究者對台灣民居樣式的調查報告為基礎，展開台灣傳統民居調查並編印成冊出版。而先後赴日進修博士學程的黃秋月與郭中端，以及繼續在成大完成碩士論文的黃長美，同樣也提出了以台灣的都市與建築樣式為調查對象的研究論文，並開始從街道、庭園、都市計劃的探討建築的發展脈絡。例如︰一九八○年日本相模書房出版郭中端與堀兦憲二合著的《中囯人の街づくり(中國人的街道)》，本書從街道空間探討台灣的都市發展與建築的傳統樣式之間的興衰消長。一九八五年明文書局出版黃長美的論文著作《中國庭園與文人思想》，一九八九年成大出版黃秋月的論文著作《台灣都市計劃的繼承與塑造》等。

 

　　引導建築師探討台灣傳統建築史、台灣現代建築史、中國建築史、近代建築史之間的關聯，本來應該是為了讓看清楚台灣的社會發展脈絡與建築之間的關係，將建築回歸所處的社會生產，原本不是為了方便複製形式而分類傳統和現代的樣式。但是，台灣的建築學院內移植接枝發展出分門別類的建築史，造成台灣的建築不得不比照既有的歐美建築史，以西方的營造形式分類台灣的現代和傳統，甚至還分別轉譯為東方和西方的形式語彙，於是台灣的「現代」淪陷在形式的模仿，而台灣的「傳統」仍是流離失所的客體。教科書化的歷史形式幫不了台灣的建築師，新建築的產出與所處的環境及居民越來越無關，更與社會生產一刀兩斷，成為看不見台灣的台灣建築，這也造成了今日像史建這類的建築師或一般看待「台灣（現當代）建築」的反應：對形式熱衷，對社會冷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