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余致力宋學，專注教育，研讀史學，凡三十載。民國七十二年（1983），隻身赴臺，求學文大，拜賓四、旭軒及美如等先生門下，以「宋代社會、政治、經濟、教育與思想史」為專修。蒙恩師教誨，得前輩抬愛，歷時六年，得認博士，其中甘苦，不忍復談。
余集研究、教學之經歷，考察宋代吏治之諸般情形。如陳寅恪先生之言，中國古代之人文社會，登極於趙宋。余以為，此不僅是對宋代文化之肯定，亦是對彼時政治、經濟與社會運行之讚賞，有效法大宋，改革現世之希冀。受恩師指引，余開始嘗試對宋朝吏治之研究，發掘其內涵，探尋其真諦，此是為余寫作本書之初衷。
唐宋之際，豪傑四起，外敵頻繁入侵，社會變化良多。太祖匡胤，以恢弘之氣勢，席捲天下，定鼎中原，得趙普妙計，收官印，削兵權，制錢穀，穩中央而制地方，重文臣而輕武將。以博大之胸襟，行文治之國策，建學校，興教育，擴科舉，納賢才，使國內一派生機盎然之氣。社會經濟方面，一改前朝禁錮之策，順應時代潮流，響應人民呼聲，去坊市之界，廢宵禁之限，致商賈大興，市場繁榮，中外客商雲集，海陸商品流通。對外層面，強敵立於漠北，雖三番五次挑戰，終以歲幣收場。故開榷場，促貿易，以互通有無，增進感情，得百年太平，亦不失為曲線救國之計。
以上諸般政策得以實行，無一不是各級官員之功。宋代選官、任官之法，歷經改革，頗有時代特色，漸成定制。學校教育，不可或缺；科舉取士，一錘定音；官職差遣，互相牽制；審官評定，系統科學。如此，宋代吏治成為彼時政治經濟之靈魂，社會運轉之動力。正因有此政治體制作為支撐，方才使得宋代社會文化發展呈現出富強、文明、自由、和諧、與開放之特色。政治上，集權分權取捨得當，決策決斷合理有據；經濟上，士農工商互相協調，內外貿易繁榮穩定；文化上，市民文化蓬勃發展，宋詞藝術登峰造極；對外關係上，貢使商賈紛至沓來，邊境沿海交流頻繁；思想上，儒學復興漸成趨勢，開明哲學始成大體。以上種種，均與宋代吏治之興，關聯頗深。
余曾在多篇論述及講演中言談及此。宋代之學術思想與文化，科舉制度，選官任官之法，政治經濟體制，與吏治之法，此乃「三位一體」之關係。正因如此，宋朝形成了不同以往，空前絕後的社會風氣。造成這一變化發生的因素，在於宋朝統治者的胸懷開明，新晉文臣士大夫之不懈努力，其中，以范仲淹、包拯、歐陽修與李覯等為代表的文人志士，以吏治改革為大旗，為社會進步，國泰民安奉獻良多。
自太祖太宗開國立基，真宗北伐定盟澶淵，至仁宗、英宗與神宗歷朝，國家經濟社會文化雖取得長足進步，但數番外戰軍費猛增，年年科舉官吏暴漲，宮廷內耗不見回跌，積貧積弱亟待修正。對此，范仲淹首提十事，改革吏治，以教書育人，為從政之本；包拯坐鎮京師，職掌刑獄，以正大光明，為參政之道；李覯處江湖之遠，設館論道，以春秋古法，為議政之責；歐陽修提點貢舉，編史纂籍，以前車之鑒，為執政之師；司馬光權柄中樞，定章施則，以浩德服眾，為仁政之求；蘇軾出書香門第，遴選人才，以重文求實，為明政之選；陳亮睹分裂之亂，獨白隆中，以民族大義，為政治之魂。以上諸位，皆以為國為民為己任，以天下蒼生為寄託，以澄清吏治為根本，以救亡圖存為希冀，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實現民族復興大業，為黎民蒼生之福祉，鞠躬盡瘁。
余曾在多種場合，闡明類似觀點。2009年，承蒙青島大學文學院魏韶華教授誠邀，與彼之同仁共好切磋，闡明對「宋代學術文化」之認知，追憶昔日求學臺灣，與諸位恩師請教學問之往事。2014年，得臺灣新竹師範大學邀請，參加彼之學術演說，再次與昔日同窗，暢敘前緣。2015年，時值韓國研究財團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合辦之「韓中人文學大會」在首爾舉辦，余獲邀參加，與在座韓中頂尖學者，共同探討學問，並有幸結識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卜憲群先生。同年，余之母校中國文化大學與浙江大學合辦「兩岸宋史學會」在臺北舉辦，余作為校友，有幸參與其中，與宋史專家，互通有無。2018年，承蒙好友李院長之請，山東省曲阜孔子研究院之邀，余得赴中國思想聖地，與彼之同僚，切磋儒學，倍感榮幸。
集其間之教學研究成果，與數幾次國際學術大會發表之經歷，綜合學者之見解指摘，終將「宋代吏治法」一書完稿。此書得以出版，余十分感謝彼時文大好友，現佛光大學歷史系資深教授李紀祥先生，對余之鼓勵與指導。李先生精通國史，對本書之寫作，頗有見解。余就讀文大時，李弘祺教授先生，曾任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亦對余之研究多有輔導指正。余以為，宋朝士大夫之經世思想，為國為民之人文精神，不僅只應停留在千年以前之歷史時空，其內涵與精髓於當今之世，亦多有借鑒汲取之意義。此是為吾輩史學文人，致力研究趙宋王朝之價值所在，亦是其留給後世之重要財富。
本書雖於完稿之前，幾經校對，數番修改，然仍難免疏漏，歡迎各位批評指正。本書之初稿，歷經千般錘鍊，又幸得文津出版社諸位同好編輯修改，終得順利出版發行。在此，余僅對貴社致以誠摯感謝。
姜吉仲 2021年1月12日於
韓國晉州市國立慶尚大學校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