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出版社策划一套叢書，根據出版社的編輯要求，我應該從自己有關現當代文學研究的論文中選出較有代表性的十篇論文，組成一個系列。這本來並不是一件難事，但在編選的過程中我才意識到自己的寫作是如何的隨意而龐雜，連十篇像樣的系列也找不出來。我在上一世紀80年代所寫的《中國新文學整體觀》也是這樣，當時想好了要寫十篇論文成為一個系列，討論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學科界限一旦突破會給文學史帶來怎樣的視角和理解。這個課題在當時是有些意思的，也值得去認真探討，但我寫到計划的一半的時候，因有出版社來催稿，於是匆匆結集出版，沒有達到自己預想的目的。
以后總是於心不甘，慢慢地作補充，每次增訂或者出外文版時都作增補，直到十多年后才算湊滿十章，出了一個比較像樣的版本。90年代以后我就不肯再寫什麼系列論文或者專著，實在是覺得太累太累。我只能是憑着興致有所趣而讀有所得而寫，那八九種編年文集都是隨意而寫的產物，談不上系統性，更談不上「十全大補」。回顧那十幾年的努力，不過是為研究1949年以后的中國文學提出了幾個重新理解文學史的關鍵詞，但似乎也沒有能湊成十個。雖然眼下的研究者都在熱衷於發明新概念和新名詞，但我卻一向輕薄於此道，我覺得提出理論見解和關鍵詞並不是最重要的，因為每一種理論見識要真正成為解釋文學現象的新視角，還需要有較長時間的實踐。世紀之交的近幾年，我的興趣又有所轉移，更集中於當下的文學闡述與批評，也有些檢驗自己的文學史理論探索是否真能經得起實踐的意思。如果誰要我選當代作家論的話，倒也許可以選出我的雜七雜八的十篇論文來。
但我還是按照出版社的要求來編這麼一部「十講」，我選定了五個題目，每個題目下選錄兩篇論文，一篇是關於文學史關鍵詞的闡述，一篇是相關的當代文學個案研究的文章。這五個題目也不見得有什麼代表性，只是自己想借此機會看看那些理論見解與批評實踐能否配起套來。這五個題目是：戰爭文化心理、潛在寫作、民間文化形態、中國文學的世界性因素以及90年代文學的無名特征。這些題目的相關論述來自我對文學史研究的一些心得，但因為論題的過於寬泛和概念的缺乏界定，似乎都引起過不同意見的爭議，也沒有現成的、既定的結論。但是這樣很好，反而能刺激許多青年學者進一步研究下去的興趣，現在有些題目已經有研究者在做長篇論文了，我想不久就會有許多好的見解被闡述出來。而在我，不過是淺嘗輒止，提出一些存在的問題以及研究問題的思路而已。
長期以來，文學批評沒有什麼好的名聲，相比之下，文學「研究」給人的感覺好一些。我知道在許多人的潛意識里當代文學仍然是算不上什麼學問的，因為它僅僅是憑感性而發揮的、即興的、隨意的評論，缺乏嚴密的理論依據，因而是非科學性的。尤其是在商業動機加傳媒操作的時代，文學批評幾乎淪為吹鼓手的職業，隨人做紅白喜事，更加深化了文學批評的危機。這給當代文學批評造成了很大的焦慮，近幾年來，我們常常可以看到這類批評文章：急於搬來
西方各種流行理論與批評術語，囫圇吞棗地吸收，生搬硬套地應用，企圖靠新奇和刺激來提高批評的身價，結果仍然不能解釋實際存在的問題。我想擺脫這種困境的丹方並不在於理論是否新奇，概念是否時髦，而在此所能提供的解釋是否針對了當下的生活現狀。記得還是在十多年以前《當代作家評論》剛剛創刊不久，我曾應雜志編輯的邀請寫過一篇什麼是批評之類的短文，我說批評與創作就好像是一條路邊的兩排樹，看上去有點關系，但只是互相有個照應而已，
它們是兩種不同的面對世界解釋世界的方式，批評也是在解釋世界，真正的批評家應該做的是研究當下社會現實，從生活中發現問題和提出問題，並通過文學與生活的特殊關聯來把握問題和解釋問題。西方的理論術語的引用也只能在社會實踐的檢驗下顯示其的意義，如果離開了生活的面對，連問題都是照搬西方的，那麼再好的批評也是徒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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