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現代漢語外來詞的研究，在漢語詞匯史、西學東漸史、中日歐文化交流史和中國科技史等學術領域，都是極有意義的工作。幾十年來，這方面的研究有了一定的進展，但是總的來說還是比較薄弱，有待深入開展。同時，各種類型的漢語詞典的編纂相當活躍，但是各類詞典對近現代漢語外來詞的詞源都還缺乏詳細的描述和說明。
五十年代，高名凱和劉正琰先生出版了《現代漢語外來詞研究》（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此後他們又與麥永乾、史有為先生一起編纂了《漢語外來詞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4年）。岑麒祥先生編著了《漢語外來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年）。台灣方面則有國語日報社出版的《國語日報外來語詞典》（台北，1981年）。1986—1993年，《漢語大詞典》12卷陸續出版。但是由于漢語古今著作浩如煙海，一些詞語的源流仍然難以弄清，特別是近現代的外來詞語大多數沒能做到源流分明。
1993年，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創辦了《詞庫建設通訊》，到2000年該刊已經出版了22期。這為外來詞的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論壇，也為外來詞語的詞源探討提供了一個新的園地。1997年，香港中國語文學會與漢語大詞典出版社首次合作，出版了意大利學者馬西尼著、黃河清翻譯的《現代漢語詞匯的形成一一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該書的出版進一步推動了漢語外來詞詞源的研究。
在這個基礎上，以上兩個機構的負責人在1997—1998年間會同國內外多位學者舉行了數次會談，探討各方面進一步合作的可能性。會談的一個共識是︰盡管編纂外來詞詞源詞典在許多方面還未成熟，但仍是一件值得嘗試的工作。于是決定編寫一部中型的外來詞詞源詞典，這便是本詞典的緣起。
本詞典後來定名為《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對于這個書名，以下略作說明:
1．我們收詞的對象主要是外來詞。然而對外來詞歷來有不同的看法，這些看法綜合起來大致有兩種︰一種觀點認為只有音譯詞才能算是外來詞，另一種觀點則認為，音譯詞、意譯詞都是外來詞。為了對這兩者加以區別，有人提出各種名稱，例如，狹義外來詞和廣義外來詞，顯性外來詞和隱性外來詞；還有人將音譯詞和意譯詞合而稱為外來概念詞、外來影響詞，等等。為了避免這些理論上的糾纏，我們選用了“新詞”這個名稱，實際上便包括了音譯詞和意譯詞。
2.我們所說的“近現代漢語”，是指近現代歷史時期的漢語，與中國語言學家所說的“近代漢語”、“現代漢語”這種語言史的概念有些不同。因此，“近現代漢語”詞語主要是指19世紀初至20世紀中期所出現的新詞，由于溯源的需要，也酌收一些明末清初出現的詞語。
3.我們的工作是一種嘗試，距離“完美”還很遠。限于人力物力，我們只能參考了有限的二百余種文獻。許多具有經典性的、代表性的報章雜志、檔案文件、文學學術譯著等都還來不及參考。這是我們深感遺憾的。希望將來有機會再編輯出版本書的續編。
二
如上所述，我們雖然也收了一些明末清初所出現的新詞，但是19世紀初至20世紀中期所出現的詞語在本詞典中還是佔了多數。這些詞語中有相當大的一部分至今仍在使用，但也有一部分現在已經消亡了。不過，這些消亡的詞仍有其歷史價值。這一時期的新詞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當時創造的、代表新概念的詞或短語；另一種是舊詞增添新義的詞。前者是詞匯性新詞，後者是語義性新詞。對于語義性新詞，我們先說明其原義，然後給出新義。例證是本詞典的重要部分，我們的主要目的是進行詞源考證，因此必須盡可能給出早期書證，甚至是首見書證，並力求標出相應的年份。
不了解一個詞語的發展歷史，就不能全面、準確地掌握其意義和用法。我們希望本詞典能對欲想了解一些詞語的產生和演變過程的讀者也有所幫助。
本詞典的條目內容安排，以及條目的排列方法，在“凡例”中都有詳細說明，這里不再重復。以下只是簡單地談幾個問題。
1.條目的排列方法。傳統的辦法是用拼音序，或部首序，或筆畫序。另一個辦法是把所有異名同實詞排在一起，這基本上便是香港中國語文學會《詞庫建設通訊》里《“外來概念詞詞庫”詞條選刊》所用的方法。第二種方法的好處是由于對應于某一外來詞的異名詞往往為數不少，把它們排列在一起可以使讀者對該組詞以及該組詞所指的事物有一個比較完整的了解。但是為了照顧一般讀者的習慣，我們還是采納了多位編委的意見，采取了第一種即傳統的拼音序的方法。
2.正副條的區分。本詞典把條目區分為“正條”與“副條”。一般以現在習見的詞語為正條，以現已不用的舊詞為副條，這對說明一些詞語的源流演變和相互關系大有好處。但是這里有這樣一些問題。有些“舊詞”在當時只是在很小的範圍內使用（如只在某位作者的某一本書中出現了幾次），沒有在社會上產生多大影響。換句話說，這些“舊詞”對現代漢語詞匯的形成所起的作用不是很明顯。還有一些所謂的‘‘舊詞”，可能只是當時臨時采用的漢字譯音代符，不能箅是詞。這里試舉一個沒有收進本詞典的例子。如果現在有人看到“窩打老”，不會聯想到這可以是Waterloo的音譯。但是“窩打老道”直到現在仍然是九龍的一條街名（Waterloo
Road）的中譯，其中“窩”、“打”、“老”等都是舊時常見的譯音字。相反，現在被認為是“規範”的“滑鐵盧”，就譯音來說，倒不一定更為準確。
3.詞源“例證”的來源。通常認為“例證”便是“書證”，其中的“書”便是“書本”的書。但是我們也應該注意到廣義的“書”，例如政府公告、新的貨品的訂貨單等。舉一個例子，1929年國民政府頒布的“度量衡法”便規定了“公尺”、“公斤”、“公升”等名稱。本詞典收錄了“公尺”、“公斤”、“公升”等條目，但是由于人力關系，我們無法一查找當時“度量衡法”的原文。
4.譯詞的來源。在多數的場合，我們給出了外語對應詞，主要是英語對應詞，但是這僅僅是給讀者提供一種方便，並不表示該譯詞一定譯自英語。某詞是否譯自某語，常常需要另外考證。然而，利用我們給出的外語對應詞，有興趣的讀者也可利用外語詞源詞典，尋找該外語詞的語源。
5.收詞的範圍和標準。我們不得不承認，本詞典收詞的標準有相當的任意性。這本詞典雖5275個條目，但其中“正條”只佔了代表1700多種不同的事物概念的同義詞組，而這些事物概念又分屬哲學、政治、經濟、數學、物理、化學、植物、動物、醫學、工程，等等。與過去二百多年間我國引進的新事物相比，在數量上實在是微不足道的。正如現在有了各種不同的專科詞典那樣，將來也應該有各種專科詞源詞典，如“植物學詞源詞典”、“動物學詞源詞典”等等。《詞庫建設通訊》里刊出的《“植物名稱庫”詞條選刊》，也是與此有關的一種嘗試。這里必須指出，未來的專科詞源詞典，最好由專科歷史學者與語言學者合作編纂，才能達到較高的水平。
三
本詞典得以順利完成，首先應該感謝諸位編委。他們是（拼音序）︰馮錦榮（香港）、荒川清秀（日本愛知）、黃時鑒（杭州）、郎宓榭（德國哥廷根）、馬西尼（意大利羅馬）、梅維恆（美國費城）、阮錦榮（上海）、阮智富（上海）、單周堯（香港）、沈國威（日本大阪）、史有為（日本東京）、王界雲（上海）、周振鶴（上海）、朱京偉（北京）。感謝他們的支持和提供寶貴的意見和材料。其中梅維恆、阮錦榮、阮智富、王界雲、周振鶴諸位，在本詞典的醞釀階段作出大力的支持和推動，使我們有信心展開這個項目。沈國威、史有為、朱京偉諸位提供了十分詳盡的意見和材料。
我們三個責任編委︰黃河清（紹興）、徐文堪（上海）和我則擔任了大部分的具體工作。三人綜合了眾人的意見，制定了“凡例”和附錄的具體安排方法。黃河清先生負責撰寫了7000余個詞條初稿。我們三人再進行修訂和選條工作，最後選取了5275條。附錄的具體編寫也是由黃河清先生執行。由于出版時間的限制，本詞典肯定有許多缺陷，這些失誤應該由我們責任編委來負責。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出版業十分蓬勃。在出版的書籍中有許多舊籍的重印本和注釋本。這些書籍對本詞典的編寫幫助很大，我們深懷謝意。這些書名均列于書後的引用文獻中，這里就不一一列舉了。
最後，感謝漢語大詞典出版社願意出版此書；感謝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名譽會長李業宏先生在贊助出版馬西尼教授的譯著後繼續贊助本書的編輯費用；感謝梅維恆教授和美國紐約與佛蒙特的弗里曼基金會贊助本書的大部分出版費用；我們也感謝其他所有為本書出過力的朋友們。
姚德懷
序于香港中國語文學會
2000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