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ING與西方哲學傳統(全二冊)

近年來，哲學界圍繞Being的意義問題而發表文章的作者既有西方哲學的研究者，也有馬克思主義哲學和中國傳統哲學的研究者；他們從各自的角度，對Being的意義以及與其相應的中文概念，發表了很多精彩的意見，如果相互討論切磋，本來可以形成一個哲學熱點問題。但事實卻非如此，論述這一問題的作者很少注意別人的意見，更沒有分辨自己的意見與別人意見的同或異,沒有深入討論產生這些同或異的理由是什麽。孤立地看，他們意見中的大多數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不刊之論，但從整體上看，這些意見基本上是「自說自話」的獨白，缺乏對話，沒有彼此間的參照。對於同樣的主題發表了數量眾多的文章，但卻沒有展開學術爭論，形成學術上的熱點問題。
為了引起學術界對Being的意義問題的共同興趣，宋繼傑博士在清華大學哲學系和中華外國哲學史學會的支持下，把近年來發表的相關論文和譯文集輯成書，分上下兩卷，以《BEING與西方哲學傳統》為題結集出版。該書對於打破學術麻木的僵局，促進哲學界關於Being的意義問題的深入討論，很有意義。在讀了此書之後，深感Being的意義問題，不但是西方哲學的一個核心問題，也是當代中國哲學的一個重要問題。現在，只要用漢語討論這一問題，由於本書的存在，就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可以在不參照別人的觀點（這些觀點大都收入此書）的情況下，自說自話了。
從本論文集收集的各種觀點來看，中國學者對於Being的意義，至少有下列五種觀點。
1．Being的一般意義是「存在」。如韓林河的文章「何謂存在」所示。最近，孫周興更為明確地說：「近年來有不少學者主張把名詞的on,Sein,Being譯為『是』，把Ontologie（我們譯為『存在論』）譯為『是論』。可謂用心良苦，但不待說，這種做法絲毫沒有改變漢語本身的非語法特征，比如說，並不能使漢語具備詞類的形式轉換功能，因而對於增進義理的理解並無多少益處。」（孫周興《形而上學問題》，《江蘇社會科學》，2003年第5期，注［5］）
2．Being的一般意義是「有」。如葉秀山、鄧曉芒文章所示。
3．Being的一般意義是「是者」。如王路等人文章所示。（另見王路《是與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俞宣孟《本體論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Being在希臘哲學中的一般意義是「是者」,對Being在全部哲學史中是否有一般意義的問題，存而不論。如汪子嵩、王太慶文章所示。
5．不論在西方哲學史上，還是在希臘哲學中，Being都沒有一般意義，「有」、「存在」、「是者」三種譯法各有合理性，應該根據具體情況選擇合理的譯法。
這些觀點雖然各不相同，但研究者同意，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哲學家的思想自覺地或不自覺地以他所使用的語言用法為思考對象。Being之所以成為西方哲學最高的、最普遍的對象，與「是」動詞在西方語言中的廣泛用法和系詞承擔的基本的邏輯功能，是密不可分的。當代中國人在從事哲學研究時，不管從事西方哲學，還是中國傳統哲學或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都必須關注Being的意義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