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隸義和團調查資料選編

它具有以下特點：
首先，體例精當、布局合理、新見迭出。該書分上、中、下三篇，每篇各具特色，既可獨立成篇，又渾然一體。上篇較詳盡地論述了19與20世紀之交的直隸社會，包含直隸的災荒、流民、民間社團、秘密社會、基督教的分布與中西文化差異等，揭示了直隸義和團運動發生的深刻的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背景。其中關於流民、民間花會、混混兒、水會等的論述，以往無人涉足，具開拓意義。中篇論述直隸義和團運動的興衰。在構築運動總體框架的過程中，作者認為，直東邊界和直隸中部環京津保一帶是直隸義和團運動的兩個重要區域，具有不可或缺的典型意義。作者把義和團運動的發展分為四個階段：運動興起和早期斗爭階段、向直隸中部地區蔓延和發展階段，運動的高潮階段及運動轉入低潮和復起失敗階段，並對各個階段的特點進行了精到的分析。此外，本篇還探討了義和團的糧食與武器籌措、失敗后團民的歸宿等新問題，對義和團高潮時期的「掛號」、「全民皆團」現象，扒鐵道、砍線桿等現象也作了實事求是、入情入理的分析。作者認為，清廷宣戰后各地團民紛紛赴官府「掛號」，造成「全民皆團」的現象，表面上轟轟烈烈，實際上魚龍混雜，真團與假團、官團與私團並存，一時良莠難分，虛實難辨，以致出現了民眾之間的相互仇殺，這不僅大大削弱了抵抗外國侵略的力量，也使義和團運動這場民族戰爭蒙上了一些污垢。對於團民扒鐵道、砍線桿等籠統排外之舉，作者不是采取簡單的忌諱、袒護或貶斥態度，而是把它放到當時特殊的歷史環境中去作實事求是的剖析和定位。認為，這固然與農民小生產者的思想意識有關，但更為重要的是國民為了自身生存和戰爭發展的需要而采取的斗爭方式。作者指出，那種過分誇大團民的落后與愚昧，說團民「仇恨新的生產方式」，導致「歷史的反動與倒退」的說法是不符合歷史史實的。下篇是直隸社會各階層的心態分析。作者條分縷析，較全面。深入地剖析了清廷中央上層統治集團、直隸各級地方官、士紳以及基層社會團民、教民的社會角色和心態，突破了傳統的研究思維模式，拓展了研究層面，頗有新意。
其次，該書對直隸義和團運動作了多角度、跨學科的透視。作為史學專著，該書吸納了人口學、社會學、宗教學、民俗學、文化學、社會心理學等理論。如吸納社會學、人口學理論分析直隸下層民眾生存環境的日趨惡化，透視了災荒、流民與義和團運動的互動關系；運用文化學理論去剖析中西文化的差異，從分析直隸政治、經濟特點與燕趙文化的排他性入手，去揭示義和團運動的文化成因。又如，運用社會心理學的理論去分析統治階級（包括中央統治集團和各級地方官）內不同派別的不同心態，並分析了他們心態之所以產生差異，及發展變化的原因。同時，書中對處於生存危機中的團民的恐懼、迷信、仇恨、從眾與狂熱的心態的分析和對畸形社會中教民的奉教、背教與殉教等矛盾心態的分析也有獨到之處。正是由於吸納了新的理論，轉換了視角，處於社會底層的乞丐、盜匪、混混兒等才進入了史家研究視野，進一步揭示這些層面的人員與直隸義和團運動之間的互動關系。
第三，該書引征史料豐富、翔實，且利用了部分新史料。據筆者統計，全書引征資料、論著267種，注釋1280條，除引用時人筆記、各類檔案史料、各地文史資料、社會調查資料外，還引用了大量地方志。特別值得提出的是黎仁凱教授主編的《直隸義和團調查資料選編》（43萬字）也與該書配套出版。書中選編的資料，如當年義和團的參加者陳連登等人對義和團的回憶、馬永祥的《易州庚子拾零》，獻縣天主堂所藏《義勇列傳》、《馬永祥調查手稿選》以及《廊坊義和團調查記錄》等，均系第一次公開出版過，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該書作者將這些新發掘整理的調查資料運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去，大大提高了該書的學術價值和品位。
總之，盡管此書尚非直隸義和團運動的全史，書中也仍有不盡如人意之處，但瑕不掩瑜，仍不愧為一部具有較高學術價值的開拓性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