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與古代中國史

20世紀發現的史料大大促進了本世紀史學的發展，這也是過去所沒有的。漢代在孔壁里發現了《古文尚書》，西晉時在戰國魏墓中發現了《竹書紀年》，這在學術史上均可大書特書。但在古代，這種重大發現數量不算多，時間間隔也很長。20世紀史料的發現是過去任何時代不能相比的，是大批的、連續的、重大的發現；從古到今都有，極為豐富。一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發現了甲骨文，還有金文即鍾鼎文(金石文字從宋以后已有不少發現)，產生了王國維、羅振玉、李濟、郭沫若、董作賓、胡厚宣等一大批研究專家。如果沒有甲骨文、金文的發現，他們的成績就不會那麼大。二是帛書和簡牘的發現。長沙馬王堆帛書和山東臨沂、湖北雲夢、甘肅居延等地簡牘的出土，對先秦史和秦漢史研究具有重大意義，由此產生了勞斡等研究專家。三是敦煌文書的發現，促進了魏晉南北朝、隋唐以及宋、西夏歷史研究的深入，豐富了中國歷史的內容，產生出陳寅恪、常書鴻、唐長孺等一大批學者。四是外文材料以及少數民族文字如蒙古文、滿文史料的發掘利用，擴大了中國歷史學的研究范圍，產生出陳垣、馮承鈞、韓儒林、向達等一批蒙元史、中外交通史以及世界史研究專家。五是明清檔案的開放使用。這部分材料極其豐富，有上千萬件，有的一件材料就能裝一汽車，管理這批檔案的工作人員就多達二百人；研究專家則有孟森、鄭天挺、王鍾翰等。有的學者非常重視史料，例如傅斯年說史料就是史學。這個說法不一定很合適，但是強調史料的重要，也有它的合理性。有的專家窮年累月，勞精費神，一輩子搞史料，這也是對史學的貢獻，不能因為他專搞史料，就說他不是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