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思想史(全三冊)

《兩漢思想史》三卷是徐先生於上一世紀70年代陸續出版的代表性巨著。本書的鮮明特點是：

第一，通過對周秦漢，特別是漢代社會政治結構的探討，深刻揭露、鞭笞了專制政治。徐先生著力檢討中國傳統政治，批判一人專制。在《封建政治社會的崩潰及典型專制政治的成立》、《漢代專制政治下的封建問題》、《漢代一人專制政治下的官制演變》等長篇專論中，徐先生從制度上詳考了中國專制政體的形成與演變，分析了宰相制度被破壞的過程，不僅指出「家天下的法制化」的弊病，而且刻划了專制者的心理狀態。他說：「一人專制者的心理，即使是自己所建立、所承認的客觀性的官制乃至任何制度，皆可由他一時的便宜而棄之如遺。」「一人專制，需要有人分擔他的權力，但又最害怕有人分擔他的權力。這便使宰相首遭其殃。另一方面，則是出於由一人專制自然而然所產生的狂妄心理，以為自己的地位既是君臨於兆民之上，便幻想著自己的才智也是超出於兆人之上。這種無可倫比地才智自我陶醉的幻想，便要求他突破一切制度的限制，作直接地自我表現。」（第一卷，第153頁。）當然，在我們看來，專制者的心理是其次的，決定政冶結構的關鍵尚不在此。政治、經濟資源配制的狀況，軍事的壓力，財產與權力分配與再分配的成本和效益的問題，是制度建構與政治架構修正的主要原因。

第二，第一卷有《西漢知識分子對專制政治的壓力感》的專論，第二卷有關《呂氏春秋》、陸賈、賈誼、《淮南子》與劉安、董仲舒、揚雄、王充等思想的論述，第三卷有關《韓詩外傳》中士的立身處世和「士節」的強調，及有關太史公在《史記》中所表現的史學精神與目的的論述，都涉及到知識分子問題。徐先生說：「若不能首先把握到兩漢知識分子的這種壓力感，便等於不了解兩漢的知識分子。若不對這種壓力感的根源——大一統的一人專制政治及在此種政治下的社會作一確切的解析、透視，則兩漢知識分子的行為與言論，將成為脫離了時間空間的飄浮無根之物，不可能看出它有任何確切意義。」（第一卷，第167頁）西漢知識分子為什麽反秦？反秦實際上即是反漢。為什麽喜歡《離騷》？那是「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的處境與心境之自況。司馬遷的「意有所郁結」的感憤之作，東方朔的《答客難》，揚雄的《解嘲》，班固的《答賓戲》等等，都是壓力之下知識分子對命運、遭際的情感抒發。

第三，學術上的貢獻與嚴謹的學風。徐先生的《兩漢思想史》反映了作者的創慧。在他以前，很少有人注意到《新序》、《說苑》中引用孔子的材料在比例上超過了《韓詩外傳》的問題。這一問題，隨著今天大量出土簡帛的出現得到照應。我們很遺憾，徐先生寫作本書時，只略為了解了一點點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老子》，尚不可能知道帛書《易傳》及儒家與諸子百家的帛書資料，更不可能知道90年代郭店楚簡與上海博物館購藏楚簡中大量豐富的思想史資料。實際上，孔門七十子後學記述、傳衍的大量資料，在漢代典籍中得到保留，除前述劉向所編書外，尚有陸賈《新語》、賈誼《新書》，乃至《呂覽》、《淮南》等。地下發掘的竹帛與傳統文獻對比，諸如《詩》《書》傳衍世系與家派，詩教、書教、禮教與樂教，思孟「五行」，先秦兩漢心性論問題，都有了更豐富的材料，而超出於陳說。我們特別注意到，徐先生在沒有獲悉這些新材料時，由於他苦心研讀文獻，而有了突破前人的慧識己見。他超越了「疑古派」，依據自己的考據工夫，把「五四」以來認為不可信賴的文獻重新加以定位，大膽地加以證實與運用。舉凡有關漢代思想史上的大家和重要典籍，他都有討論且都有獨到的見解而不肯阿附陳說。他尤其重視孔子人文精神在兩漢的巨大影響，特別是春秋學的問題，禮樂的問題，天、命、性、道、身、心、情、才等人性論問題的展開等。又如他說，《呂氏春秋》最要者是《十二紀》紀首，其中積淀了漢代以前的宇宙——世界觀，又規定了影響了兩漢學術與政治。他認為，董仲舒成就的「天」的哲學大系統是當時專制政治趨於成熟的表現，但董氏仍然持守儒家政治理念，批判現實政治，力求限制專制之主及其酷烈的刑法。

從本書我們可以了解作者嚴謹扎實的學風，他的研究建立在第一手基本資料的考證、解釋、批評上，他有識見，有眼光，他堅決反對浮光掠影、投機取巧。這在學風浮躁的今天尤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