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學
宋明理學
宋明理學又被稱為「新儒家」或「新儒學」，在日本也有時被稱為「新儒教」。「儒家」、「儒學」、「儒教」都是古代文獻中使用過的概念。這三個概念在中文世界的使用，往往有互相重合之處；而就其分別而言，大體上可以說，「儒家」的用法可強調其與道家、墨家等其他學派的分別，「儒學」的用法強調其作為學術體系的意義，而「儒教」的用法往往注重其作為教化體系的意義。近代以來的中國學術界所習慣使用的「儒家」、「儒學」，一般都是指「儒家思想」而言，換言之，「儒學」、「儒家」是指你孔子所開創的思想傳統。如馮友蘭說過，在歷史上，「儒家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反映出中國學者注重把儒家作為其學術思想體系的主流趨向。
「新儒家」或「新儒學」的提法，就現在所知的早期用例是馮友蘭的著作。馮友蘭在其《中國哲學史》上冊「荀子及儒家中之荀學」一章中言：「戰國時有孟苟二派之爭，亦猶宋明時代新儒家中有程朱陸王二學派之爭也。」卜德(Derk
Boodde)后來的英譯，即將新儒家譯為「Neo-Confucianism”乃本於此。不過，近代漢語學術中所謂「新儒家」之用不一定始於馮友蘭，如他在其《中國哲學史》下冊「道學之初興及道學中二氏之成分」一章中曾說：「宋明道學家即近所謂新儒家之學。」這里的「近所謂」表示，以「新儒家」指稱宋明理學應當開始於20世紀30年代初期以前的一個時期。據陳榮捷的看法：「17世紀天主教傳教士來華，見宋明儒學與孔孟之學不同，因仿西方哲學歷史之進程而稱之為新儒學。近數十年我國學人大受西方影響，於是采用新儒學之名，以代理學。」不過，現在並沒有證據表明20--30年代中文學界的「新儒家」的用法是直接來源於西方的。
其實，「新儒家」或「新儒學」的這一用法，在當時並不流行，陳榮捷曾說：「我在抗戰前到檀香山去，那時新儒學這名詞非但外國人不懂，中國的教授也不懂。」可見，在30年代中期，新儒家的提法，對大多數人仍然相當陌生。雖然，從馮友蘭以來，以「新儒家」指稱宋代以后的儒家思想的用法漸漸增多，但多數學者仍然習慣用「道學」或「理學」來指宋明時代主流的儒家思想。馮友蘭自己在其晚年的《中國哲學史新編》中也是以「道學」為主要的關鍵詞，而把「新儒學」看成「西方」的習慣用法。
這種關於「儒家」、「儒學」的用法，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中國學者的研究態度和認知取向。 中國的儒家思想有兩千多年的歷史，有思想體系的儒家學者為數眾多，故對於中國學者而言，儒學首先是哲學思想，是對宇宙、道德、知識的知性探究(intellectual
inquiry)，也是對人心、人生、人性的內在體驗，又是對理想人格和精神境界的追尋與實踐，當然也是對社會、政治和歷史的主張和探索。儒學的這種特點，不僅體現於孔子、孟子、荀子、朱子、王陽明、王船山這些著名思想家，也體現於中國各個歷史時代的儒學，特別是宋明理學的眾多思想家。只要翻閱《宋元學案》和《明儒學案》，從其中充滿着宋明理學有關道體、性體、心體、有無、動靜的詳盡討論中，就可了解，中國新儒學思想體系具有很強的哲學性和思辨性，宋明理學的思想家對宇宙、人心、體驗、實踐有一套相當系統的理論化思考和細致入微的辨析分疏。因此，不可否認，理學即是一種具有普遍性的知性探究，又是精神生命的思考體驗，當然也是通向終極意義的道德實踐。基於這樣的理解，在中國學界的研究中，始終注重在哲學思想意義上的儒學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