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文集編刻流傳叢考

前言
一 徐鉉集
二 張集
三 柳開集
四 王禹偶集
五 林逋集
六 穆修集
七 范仲淹集
八 尹洙集
九 梅堯臣集
一O 石介集
一一 歐陽修集
一二 蘇舜欽集
一一 辦殲欽集
一三 李覯集
一四 蘇洵集
一五 文同集
一六 司馬光集
一七 王安石集
一八 三沈集
一九 三孔集
二O 蘇轍集
二一 黃庭堅集
二二 秦觀集
二三 陳師道集
二四 晁補之集
二五 唐庚集
二六 蘇過集
一八 蘇過集
二七 周紫芝集
二八 戴復古集
參考文獻
後記

當我拿到王嵐同志這部沉甸甸的書稿時，我又一次感到無限的喜悅。我之所以說「又一次」，是因為我已經有過一次同樣的感受，那是在她完成與此書稿同題的博士學位論文交給我看完之時，當時我真為她經過艱苦努力而取得的成果高興。論文後來在答辯時果然順利通過，而且受到答辯委員會的一致肯定，給予相當高的評價。當然，答辯委員會的各位先生也對她的論文提出了許多寶貴的修改意見，並鼓勵她把這一課題深入做下去。現在看這部書稿，不僅吸收大家的意見對原來的論文作了認真的修改，而且在內容上有了相當大的拓展，由17家文集擴充到32家文集，在考論上也更加深入、細致了，真可謂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版本學發展到現在，考察流傳源流已經成為主要研究方向。因為傳統的版本學以研究刊刻形態及其鑒別為主，特別是宋元版本如何鑒定尤為人們所關注，已總結出非常豐富的經驗和規律。隨著現存古書的版本鑒定、著錄工作的日趨完備，這方面的實際需要自然退居其次。而服從於日益增長的古籍整理和學術研究需要的版本源流的考察任務卻凸現出來，版本學的發展自然要適應這樣的客觀需要。王嵐同志的「宋人文集編刻及流傳源流研究」這一課題的確定，正說明了這一點，它是適應《全宋詩》編纂的需要而產生，並結合《全宋詩》編纂的進行和延伸而不斷深入、拓展的，這部書稿即是這一課題的階段性成果，已具有相當規模，對古籍目錄學、版本學、宋集整理乃至宋代文化研究，均具有重要理論意義和實用價值。

考察版本源流，需要掌握廣搏、翔實的資料，運用正確、縝密的方法。本書作者多方搜集有關宋集的著錄情況和文獻記載，廣泛深入考察、目驗現存版本各種細節，有些文集還通過校勘掌握了不同版本的異文資料，然後分析歸納，考辨甄別，理清繁復的編刻情況和傳承源流，結論扎實可信。例如考清張泳集十五種傳本皆屬同一系統，僅清曹溶舊藏抄本比較特殊；范仲淹集日本靜嘉堂文庫所藏「宋乾道間刻本」，實為淳熙補刻、嘉定重修之本；尹洙集《現存宋人別集版本目錄》著錄之「乾隆六十年刊本」，當為嘉慶十三年陳貞白刻本；梅堯臣集在明清兩代共刊刻過八次，其中道光梁中孚刻本收錄最全；石介集現存諸本以《寄元均》等詩之存佚分為兩條線；南宋周必大主持校訂的《歐陽文忠公集》一五三卷為後世歐陽修集的祖本，歷代流傳則分全集一五三卷、單刻《居士集》五十卷以及重加編校的一五三卷、一三0卷、一0五卷等不同系統；中國國家圖書館著錄之明刻本蘇洵《重刊嘉祜集》十五卷，內容卻為《嘉祜新集》十六卷；三孔集眾傳本皆殘，唯北京大學所藏抄本四十卷為全；蘇轍集清宛陵貢或校刻本實據明清夢軒舊版重修；黃庭堅集分文集、詩注兩大系統，日本慶元活字本、寬永刻本、慶安刻本詩注等皆源自南宋紹定本；陳師道文集二十四卷本由三十卷本重編而成；唐庚集之編刻共計十二次，可分為兩大系統、四種形式；蘇過《斜川（詩）集》傳本，凡題「十卷」者皆為割裂劉過《龍洲集》而成之贗品；戴復古集今傳最早的明弘治馬金刻本是後世全集之祖，明潘刻本與四庫全書本全然不同，等等。此類例子，通篇多見，茲不詳舉。總之，凡所考者或發前人所未發，或補前人所未備，或正前人之誤說，創獲良多，甚為可貴。

當然，比起傳世的宋人文集七百多家，本書所考的數目畢竟還很有限，再加上前人已經考及的二十幾家，仍然是一個小小的零頭，而且本書所涉及的課題又不是一般文集敘錄之作所能代替的，因此毫不誇張地說，這一原創性的研究課題仍處在拓荒階段。我希望王嵐同志能像她在《前言》中所企盼的那樣，知難而進，將這項工作持之以恆地堅持下去，細水長流，取得較為圓滿的結果。並且我相信，以她一貫表現出來的頑強毅力，極端認真的敬業精神，嚴謹扎實的治學態度，她一定會實現自己的願望。

2002年1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