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藏道場勝跡志

經過多年的籌劃和編輯，《劉立千藏學著譯文集》終于同廣大讀者見面了。這套文集不僅僅是劉立千先生個人藏學研究成果的結晶，更重要的是體現了我國老一輩藏學家對藏學事業所做出的重要貢獻，反映了我國藏學事業從舉步維艱發展到今天的“顯學”這樣一段歷程。時下，藏學研究一片生機勃勃，已是今非昔比，回首往事，不勝感慨……

劉立千先生1910年生于四川省德陽縣，畢業于今四川大學前身成都大學。1932年離開西南重鎮成都到當時被稱之為打箭爐的康定教書，其間拜師求學，研習藏文和藏傳佛教格魯派、噶舉派和薩迦派等教法。1936年出任根桑澤臣活佛隨行助手和翻譯，開始涉足藏學領域，並發表處女作《大圓勝慧》。1944年春，經著名社會學家、民俗學家李安宅教授推薦，出任成都華西協和大學邊疆研究所副研究員，正式從事藏學研究。由于先生漢藏文功底極好，加之當時的華西協和大學又雲集了一大批如韓儒林這樣第一流的學者並有著豐富的藏書，因此不到兩年時間就推出了力作《印藏佛教史》。此書在成都一經問世，就受到學術界一致好評，曾連續出了三版，事隔32年後的1978年，此書由台灣妙吉祥出版社再版時又很快銷售一空，其學術價值，可見一斑。先生深知，藏學的故鄉在中國，浩如煙海的藏學典籍乃藏學研究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為了給不識藏文但有志于藏學母究的後來者鋪路搭橋，從1946年開始便致力于西藏文史和佛學典籍的翻譯和介紹。1949年成都解放後，先生隨十八軍進藏，到達拉薩後，在西藏軍區編委會從事編譯。1956年北京成立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翻譯局，先生奉調來京，先後在翻譯局和民族出版社擔任藏文室領導職務。那年年僅17歲的我也從成都西南民族學院調來北京，有幸同先生以及多吉杰博、格桑悅希、黃明信等一批著名藏、漢族學者朝夕共處並成為他們的一名學生。然而好景不長，一次又一次的運動，特別是在那史無前例的浩劫中，先生也未能逃脫厄運，在經受一番對“反動學術權威”的批斗之後，1969年年底我們先後進了“五七干校”，這時的他已屆花甲，且患有嚴重的冠心病，然而他懷著對黨的無比信賴竟奇跡般地度過了那一段蹉跎歲月。1978年的春風吹綠了祖國大江南北，也給先生帶來了學術研究的春天。此時先生雖已年逾古稀，但壯心不已，筆耕不止，經過10年的艱苦努力，又將過去數十年陸續出版過的300余萬字的譯著重譯並加以整理注釋。正是這樣執著的追求、堅強的毅力、獻身的精神，使我們在先生九十高齡時得以編輯出版這套文集，奉獻給廣大讀者。

這套文集包括先生的重要藏學研究論文集《劉立于藏學著譯文集‧雜集》、《藏傳佛教各派教義及密宗漫談》、《印藏佛教史》，重要譯著《西藏王統記》、《西藏王臣記》、《米拉日巴傳》、《衛藏道場勝跡志》、《金剛瑜伽前行和正行》、《大圓滿禪定修息．如幻修息》、《大圓滿隆欽寧提本覺道次第》、《土觀宗教源流》以及《格薩爾王傳‧天界篇》等12部。這些著作雖然是先生全部著作和譯著中的一部分，但基本上涵蓋了他在藏族歷史、藏族文學、藏傳佛教教義和哲學等領域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其中《西藏王統記》、《西藏王臣記》、《衛藏道場勝跡志》、《米拉日巴傳》、《土觀宗教源流》等時至今日仍是藏學研究者和藏學愛好者研究或了解藏學登堂入室的必備鑰匙。

我十分欽佩先生一絲不苟的嚴謹學風，更由衷地敬仰先生忠厚無私的高尚品格。為了弘揚和傳播藏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為了促進藏學研究事業的不斷發展，為了加強各民族之間的相互交流和團結，先生慷慨將其全部著作和譯著的版權無償捐贈我社。我們深知繼續為藏學事業做出貢獻是先生最大的心願，而實現先生這一心願正是我們編輯出版這套全集的初衷。

最後，我要代表民族出版社向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向原四川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副總干事兼藏文大藏經對勘局局長扎西澤仁同志和對勘局辦公室主任布楚活佛深表謝意。是他們在劉先生離休遷居成都後，為我社代勞給先生以無微不至的關懷和幫助。離開了他們的關懷和幫助，先生于耄耋之年是很難在短期內完成這套全集的重譯和注釋的。

戴賢
2000年1月30日
藏歷鐵龍新年前夕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