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的蹤跡︰文化理論與文化批評(1985~2002)

代序 批評與歷史經驗——張旭東訪談
第一輯 幻想的秩序
1 文化的詩學與詩的文化學——轉變與模式
2 歷史與敘事——盧卡契的現代性
3 幻想的秩序——作為批評理論的拉康主義
4 本雅明的意義
5 寓言批評——本雅明《論波德萊爾》中的主題與形式
附錄
6 現代文人——本雅明和他筆下的波德萊爾
7 書房與革命——作為“收藏家”的本雅明
8 性格與命運——本雅明與他的卡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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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輯 理論與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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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輯 文化政治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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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輯 文學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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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現代性理論與歷史經驗

薛毅︰有個學生告訴我，現在藝術界非常流行兩本書︰一本是本雅明的《發達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你翻譯的；還有一本是你的導師杰姆遜（Fredric Jameson）在北大的講演錄《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據我所知，很多人是通過杰姆遜的這本書來了解後現代主義，也有很多人通過本雅明的書而迷上了所謂“波西米亞”式的生活方式。如果把這兩本書中藝術家們和年輕人感興趣的部分組合起來，我們會發現一個“後現代主義的個人生活”這樣一個主題，當然，人們也在這個框架下理解文學、藝術的功能、用途。杰姆遜在書中概括出的後現代特征，比如“平面化”啊，取消“深度模式”啊，幾乎成為我們這里的常識了，而本雅明所寫的“游手好閑者”，更散發出迷人的光芒。這兩本書，從80年代開始到90年代都非常走紅。當然，這就成為一個問題了。很明顯，這里有一種特殊的“誤讀”在起作用。

張旭東︰最近一次大規模譯介西方理論是在80年代中後期，包括杰姆遜的講演錄和本雅明的翻譯。我是在85年開始翻譯的，87年才譯完，在當時，西方理論和中國現實問題之間有一個時間差，杰姆遜講座帶進來大量的當代西方最新理論，它代表的是一個“先進”的西方文化形象，這是第一位的。第二位才是他講的馬克思主義，文化批判等。後者人們不一定感興趣，但能夠得益于它們的總體性問題意識。這和80年代中國知識界對總體性問題的探討不謀而合。本雅明是當時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一種。但是接受者並不在意他的馬克思主義背景，而是更多地從他的行文中感受到一種生存方式、思維方式和寫作方式的魅力。這表面上看有些膚淺，但同樣是8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從自身的生存體驗去把握世界的認知方式的表現。在當下，中國知識界似乎不再對總體性問題，比如傳統與現代、中國和西方等問題感興趣；人們也越來越傾向于從學院專業訓練的角度去讀書，所以這兩本書被接受的思想氛圍已經改變。你所說的這兩本書的繼續流行，必然有其他的、不同于80年代的指示社會學背景。我想稱之為“誤讀”大概並不過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這兩本書都是以分析資本主義或市場、商品時代的文化生產見長，80年代的中國還不是一個當代意義的市場經濟社會，但人們卻在它們身上找到一種精神上的契合；而到了90年代，當真的商品經濟大潮沖刷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的時候，這兩本書的學理和方法本來可以被更好地吸收，但人們卻好像只能把它們當成一種文化資本和知識時尚的符號來消費了。當然，我希望情況並不像我想像的那麼糟。

我覺得當時中國對西方理論的譯介有一種非常本能的興趣，類似于比如法蘭克福學派的馬克思主義加弗洛伊德，一方面需要理論，一種不動感情的社會科學式的歷史理論和文化理論，另一方面需要一種富于情感因素的激情，一種有想像力的，能夠表達被社會和理論形態所壓抑的那種內在集體性、情緒性的精神的內核。當時的文藝風格也充滿這種張力，一方面是對形式技巧的追求，一方面是對某種政治性、文化性甚至神秘主義的體驗的探索。我自己就是沿著翻譯狄爾泰的生命哲學、海德格爾的哲學詩學和藝術理論及當代闡釋學理論(特別是保羅‧利科的理論)偶然地撞上西方馬克思主義的。

記得84年下半年有一天，當時還在北大哲學系念研究生的劉小楓向我推薦本雅明。那時他自己正在研究詩化哲學，更喜歡的是富于宗教哲學氣息的布洛赫，所以就希望我來翻譯這本談波德萊爾的書，因為它太偏文學批評了。我當時在北大中文系念本科，一邊寫詩，一邊啃從學校圖書館借來的現代西方哲學的外文版，還在自己主編的學生刊物((啟明星》上發過海德格爾談荷爾德林和里爾克的文章。劉小楓當時是“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的副主編，在他眼里，我這個“不務正業”的中文系本科生足夠有資格翻譯本雅明了。

從這條路徑接近的本雅明是不是“正宗”的本雅明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當時所接受的本雅明回應了一種時代性的期待。他的文本所說的與我們當時所期待的很不一樣，但這種不同也只有在今天，在我們自身的歷史視野發生重大變化的時候才被提上了議事日程。本雅明講到通感，講到現代性的個人和技術時代的官僚世界的緊張關系，講到波德萊爾那樣的個人如何抵抗現代性的壓迫，這些都容易引起讀者的共鳴。但是作為一種方法論，一種理論建構上的東西，作為現代西方“古典與現代”沖突史上的一個興奮點，本雅明當時並沒有被知識界真正吸引。我在譯介時雖然意識到這個問題，也試圖把本雅明的理論思路勾畫出來，但當時還只是一筆帶過，主要興趣還是在“自我意識”、個人與社會的關系、表現、風格等非常“80年代”的問題上。直到現在，或許相當一部分“本雅明迷”也還是把他讀解為一種文人意識，游蕩意識，和同代的緊張關系等，都是一種個人相對于時代的詩意的東西。但十多年來，市場化、“全球化”時代來到中國，本雅杰、杰姆遜的文本具有了非常具體的批判指向和理論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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