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早期耶穌會史研究

序章 日本早期耶穌會史研究的文化史意義
第一部分 困境與出路
引子 傳說與象征
第一章 沙勿略的探索和傳教策略的初步確定
第二章 曲線傳教與策略調整
第三章 京畿地區的傳教活動
第四章 幕府的禁教政策與傳教士們的應對之策
小結 「沙勿略方針」的性質、限界與利弊的分析
第二部分 策略與目標
第五章 靈活多樣的傳教方式
第六章 行為規范的調整與改變
第七章 道德理念的沖突與退讓
第八章 語言與教理書
第九章 教會本地化的發展趨勢
第十章 教會的教育體制及其日本特色
小結 「文化適應政策」的動據與后果
第三部分 理性與信仰
第十一章 關於天主的證明
第十二章 理氣與天主
第十三章 理性靈魂與感性靈魂
第十四章 自然神學與科學傳教
第十五章 耶穌會土的精神遺產
附錄一 日本早期耶穌會史大事件表
附錄二 參考引證書目
后記

近代以降，西學東漸，接受西方先進科學技術成為開明人士的共識。杭州知府林啟（1839—1900）會同浙江巡撫和地方士紳，積極籌各開設一所以西方科學體系為主要課程的新型學堂。經清廷批復，求是書院於1897年3月在杭州設立（1901年改為浙江大學堂）。這是近代中國最早的幾所新型高等學府之一。

求是書院幾經變遷，到1928年，成為國立浙江大學。1936年，傑出的氣象學家和教育家竺可楨（1890-1974）出任校長，廣攬英才，銳意改革，很快使浙江大學實力大增，名滿東南。抗日戰爭期間，全校師生在竺可楨校長的率領下，艱苦跋涉，舉校西遷，在貴州遵義、湄潭辦學，一時名師雲集，被英國著名科技史家李約瑟譽為＂東方劍橋＂。

浙江大學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歷史悠久，底蘊深厚，名家輩出。1928年，浙大正式設立文理學院，開設中國語文、外國語文、哲學、心理、史學與政治等學科。1934年增設史地學系，1939年，文理學院分為文學院、理學院，1945年成立法學院，后又陸續增加哲學系、人類學系、經濟學系等系科和一批文科類研究所。與求是書院同年創建的杭州育英書院，1914年成為之江大學。陳獨秀、蔡元培、陳望道、胡適、蔣夢麟、馬敘倫、馬一浮、郁達夫、夏衍、吳晗、胡喬木、施蟄存、郭紹虞、林漢達、經亨頤、湯用彤、譚其驤、勞乃宣、邵裴子、宋恕、蔣方震、許壽裳、沈尹默、邵飄萍、梅光迪、錢穆、馬寅初、張蔭麟、張其昀、賀昌群、錢基博、張相、夏承燾、姜亮夫、朱生豪、王季思、嚴群、許國璋、王佐良、薄冰、方重、裘克安、戚叔含、李浩培、孟憲承、鄭曉滄等著名學者曾在這兩所學校學習或任教。

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浙江大學一度變為以工科為主的高等學府。它的文學院和理學院的一部分，與之江大學文學院、理學院合並成為浙江師范學院，后演變為杭州大學。它的農學院和醫學院則分別發展為浙江農業大學和浙江醫科大學。1998年9月，同根同源的原浙江大學、杭州大學、浙江農業大學、浙江醫科大學合並成為新的浙江大學，這是新時期中國高校改革的一項重要措施，新浙大是目前國內學科門類最齊全、規模最大的研究型綜合性大學之一。

新浙江大學成立后，人文社會科學得到了更大、更好的發展機遇。目前，浙江大學擁有文學、哲學、歷史學、語言學、政治學、藝術學、教育學、法學、經濟學、管理學等人文社會科學的全部一級學科，門類齊全，實力雄厚。而在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技術科學的學科交叉和相互滲透方面，浙江大學更具有明顯優勢。為了有力推動浙江大學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新世紀之初，學校確立了「強所、精品、名師」的文科發展戰略，從機構、成果、隊伍三方面加強建設，齊頭並進。《浙大學術精品文叢》就是這一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共同構成了人類的知識系統，是人類文明的結晶。歷史與未來，社會與人生，中國與世界，舊學與新知，繼承與創新……，時代前進和社會發展為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在經濟全球化與文化多元化的時代趨勢下，人文社會科學的地位和重要性正日益凸現，每一個有責任感的學者，必將以獨立的思考，來回應社會、時代提出的問題。編輯這套《浙江大學學術精品文叢》，正是為了記錄探索的軌跡，采擷思想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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