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法學名著譯叢‧法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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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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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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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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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卷
第十一卷
第十二卷

法學，作為近代社會科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西方文明的產物。在法學發展的歷史長河中，融入了從古代希臘、羅馬至現代西方無數法學家的靈氣和睿智。歷史上的各個法學流派和法學家提出的各種學說，都包含有科學的、真理的內容，都是人類文明的組成部分。將西方法學中的優秀成果翻譯並引入國內，為建設現代中國的法學提供借鑒，是我們從事法學研究的一項重要工作。

早在160多年前，先進的中國人如林則徐（1785—1850年）等就已經開始將西方的一些法學名著如瑞士法學家瓦特爾（Emer de Vattel,1714—1767年）的《國際法》節譯為中文，介紹給國人。1864年，同文館又正式出版了由美國傳教士丁韙良（William Martin,1827—1916年）翻譯的美國法學家惠頓（H.Wheaton,1785—1848年）的《萬國公法》一書，此後，中國近代維新思想家嚴復（1854一1921年）又翻譯出版了一系列西方政治法律名著，使其在國內廣泛傳播。進入20世紀以後，我國學術界進一步加快了引進外國法學著作的步伐，先後翻譯了施塔姆勒（R.Stammler，1856—1938年）、狄驥（Leon Duguit,1859一1928年）、耶利內克（G.Jeuinek，1851—1911年）、奧利弗（M.Hauriou,1856—1929年）、拉德勃魯赫（G.Radbruch,1878—1949年）、霍姆斯（O.W.Holmes,184l一1935年）、龐德（R.Pound,1870—1964年）、穗積陳重（1855—1926年）、美濃部達吉（1873—1948年）等人的作品為當時中國近代法學的形成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尤其是80年代改革開放以後，我國翻譯介紹外國法學名著的速度進一步加快，其質量也有明顯提高。當代許多外國著名法學家的著作陸續被譯成中文，使我們可以與他們為友，與他們對話，與他們交流。從而使我們能夠充分吸收他們的智慧，更自覺地建設我們自己的法學。

但是，與哲學、經濟學等學科相比，我們法學界翻譯的外國作品還是比較少的，尚有許多優秀的法學經典未能及時譯成中文。在這種情況下，上海人民出版社高瞻遠矚，與華東政法學院達成協議，擬出版一套《世界法學名著譯叢》，以為學術界吸收借鑒這些法學優秀成果盡一點綿薄之力。第一批推出的書目有柏拉圖的《法律篇》、格勞秀斯的《戰爭與和平法》、威格摩爾的《世界法系綜述》、德沃金的《自由的法》等。

我們清楚地認識到，國外法學名著，每一本都是學術精品，如果翻譯得不準確、不暢達，就是對這些精品的糟蹋。所以，在翻譯過程中我們盡可能地小心、謹慎、認真，寧肯速度慢一點，也不敢有絲毫的馬虎。但由于這些作品都包含了深邃的思想和廣博的知識，並夾雜了許多希臘文、拉丁文和阿拉伯文等，翻譯起來並非易事。因此，譯文中的錯誤和疏漏仍在所難免。此點，務必請讀者諸君原諒，並多加指正，使其在再版時能夠加以訂正。

在本譯叢的翻譯出版過程中，我們得到了上海人民出版社領導的大力支持，顧兆敏、屠瑋涓則為此套譯叢的編輯出版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在此，均表示我們誠摯的謝意。

何勤華
于上海‧華東政法學院
2001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