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權與制度變遷：中國改革的經驗研究

序言
中國農村改革：國家與土地所有權關系的變化
——一個經濟制度變迂史的回顧
農民、市場與制度創新
——包產到戶後農村發展面臨的深層改革
產權改革與新商業組織
——中國與俄羅斯農業改革的一個比較
市場里的企業：一個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的特別合約
「控制權回報」與「企業家控制的企業」
——公有制經濟中企業家人力資本產權的一個案實例
企業產權制度改革和企業家人力資本
——基於浙江、江蘇和山東一些鄉鎮企業個案的研究
公有制企業的性質

除了關於經濟學研究方法的一篇文章之外，收入本文集的論文，全部是基於中國改革的實際經濟，研究中央計划經濟制度——公有制產權結構——的改革與變遷。這是差不多20年來我研究經濟的重心所在。利用此次結集出版的機會，我要向讀者簡要交代一下問題的來龍去脈。

1

費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說過，經濟問題總是與選擇聯系在一起的。可是，當我開始對經濟問題發生舉的時候，惟一可觀察的經濟制度似乎沒有任何選擇性可言。是的，在中央計划公有制的體制下，生產和投資由政府指令控制，不可以自由擇業，人力以外的要素也不能自主流動和重組。至於經濟組織形式的選擇，更事關「方向和道路」，普通人問津不得。在那個時代，「選擇」——這里指的是普通的私人選擇——在制度上沒有合法性。

要非常深入地觀察和體驗才有機會讓我們發現，即便在不容自由選擇的經濟體制下，私人選擇仍然頑強地存在。拿我自己1968~1978年間在黑龍江下鄉時期看到的一些現象來談吧。同一個農民在「公地」與在自留地里的勞作態度判若兩人，他是不是在作選擇？同樣的天氣、地畝和勞動力數目，實施計件工資和計時工資的勞動效率大相徑庭，不是勞動者在作選擇又是什麽？還有那朝令夕改、有時候近似胡來的「生產和投資決策」難道可以歸為公有制經濟管理者的「文化水平」或「個人性情」？若是，為什麽在管理者私人消費的領域，我們完全看不到類似的荒唐？

說起來這是我學到的關於人的經濟行為的第一課：在看似不存選擇的經濟制度下，人們仍然在做選擇。當時我還沒有可能發問：在一切資產都歸公的產權制度下，為什麽個人——農民、職工和管理者——仍然可以在事實上從事生產性的選擇？在由「公家」決定生產什麽、生產多少和怎樣生產的制度下，為什麽私人仍然在事實上決定著向公有生產體系提供多少勞動、努力和辛苦？我的問題其實是：這種看似不合法的、在長久的歲月里微不足道的「權利」，是怎樣在公有制經濟里扎根的呢？

2

問題還沒有清楚地提出來，公有制經濟就開始了舉世矚目的改革。從上個世紀70年代末開始，農村發生了大規模的包產到戶，城市出現了國有企業的松梆、承包和改制，私人企業開始以「個體戶」和其他名目重新出現，「外資」經濟在沿海大城市登堂入室。幾十年前被國家權力消滅了私人產權，重新出現並生機勃勃地成長。80年代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四度修訂，以便與新的產權結構相適應。

機緣巧合，我從大學期間就開始參加了由杜潤生先生指導的農村改革調查，前後持續凡9年。這些調查在當時是為中央政府制定農村改革政策服務的，因此除了農民的經濟行為，國家行為也進入了我的研究視野。觀察和參與給我的基本概念是，農村包產到戶的改革是自下而上發展起來的——這和許多關於改革的歌功頌德並不相一致。事實是，早在「上層」采取任何政策行動之前，分戶承包集體土地的產權改革早就在農村底層開始了。令我好奇的問題是：在清一色的公有制內部怎麽就產生出改革公有體制的力量？更一般的問題是，私產權利究竟怎樣從國家維護的公產制里產生出來？

用經濟學的人性假設來回答上述問題似乎是容易的。既然人性為私，私產制當然就自發地、大規模地成長起來。問題是，要是人性為私的假設可以解釋公有制產權改革的起源，那麽，同樣的人性假設怎樣容得下公有制的建立呢？到後來我才想明白，經濟學關於人性假設的重點並不是人性為私，而是「人在約束條件下盡可能追求他的私人利益」。因此，「人性為私」本身並沒有多少解釋力。我以為要緊的是理解人的經濟行為面臨的約束條件。我堅持問：在同樣的人性假設下，為什麽經濟制度即產權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私產在公有制下得以重建，究竟是在什麽樣的約束條件下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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