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在論在中國

《20世紀西方哲學東漸史》總序

序論︰20世紀中文文獻中的“實在論”

一 中文辭書中的“實在論”
二 20年代到40年代
三 50年代以後
四 本書所論及的實在論

第一編 新實在論在中國

第一章 《少年中國》的“新唯實主義”專號
一 最初的傳播
二 《少年中國》的“新唯實主義”專號
三 羅素思想在中國的早期傳播
第二章 張東蓀、瞿世英等對新實在論的介紹
一 新實在論在中國傳播的高潮
二 張東蓀
三 瞿世英
四 陳大齊
五 其他學者對新實在論的介紹和研究
第三章 清華學派與新實在論
一 清華實在論學派
二 金岳霖、馮友蘭對新實在論的介紹和研究
三 張申府、張岱年與新實在論
第四章 張申府的“大客觀論”
一 純客觀法︰統合主客
二 大客觀論——統合科學與人生
三 “仁”與科學法
第五章 新理學與新實在論
一 關于新理學
二 接受柏拉圖
三 存有︰共相與殊相
四 “實在論式”的中西會通
五 本然之理與柏拉圖主義
六 “形式底”釋義與哲學的分析化
七 客觀存有論與“知識的路子”
八 精神的差異
第六章 金岳霖的新實在論哲學
一 新玄學︰實在的分析與構造
二 實在主義的知識論
三 實在原則與方法原則
第七章 50年代之後
一 五六十年代
二 80年代以來
……

今天中國的文化實際上是在五六千年的發展歷程中不斷吸收各民族、各國家、各地域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的。而在這漫長的過程中有兩次重大的外來文化影響著中國文化的進程。第一次是自公元1世紀以來印度文化的傳入。如果不算唐朝傳入的景教和在元朝曾發生過一定影響的也里可溫教，因為這兩次都由于種種原因而中斷了。第二次外來文化的大量傳人應該說是自16世紀末，特別是自19世紀中葉西方文化的傳人。這兩次重大外來文化的傳人大大地影響著中國文化的發展。羅素曾在他的《中西文明比較》一文中說︰“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過去已經多次證明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里程碑”。上述兩次外來文化的傳人，深深地影響了中國文化以及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甚至可以說它每一次都使得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進入一個深刻的轉型時期。

就各國的文化發展的歷史看，文化（自然包括哲學）的發展大體上總是通過“認同”與“離異”兩個不同的階段來進行的。“認同”表現為與主流文化的一致和闡釋，是文化在一定範圍內向縱深發展，是對已成模式的進一步開掘，同時也表現為對異己力量的排斥和壓抑，其作用在于鞏固原有的主流文化已經確立的界限與規範，使之得以定型和凝聚。“離異”則表現為對原有主流文化的批判和揚棄，即在一定時期內，對原有主流文化的否定和懷疑，打亂既成的規範和界限，以形成對主流文化的沖擊乃至顛覆，這種“離異”作用佔主導地位的階段就是文化的轉型舄目。

印度佛教文化，它雖是以一種宗教的形態進人中國，但印度佛教應該說是“亦宗教，亦哲學”，它曾影響中國文化的諸多方面，如宗教（包括中國的道教）、哲學、文學、藝術、建築和廣大人民的社會生活，都無不深受印度佛教文化之影響。我們回顧印度佛教傳入的歷史，也許對我們了解西方文化的傳人，起著相互對照和借鑒的作用。

印度佛教（包括它作為哲學思想）傳人中國大體上說經過了三個歷史階段︰

（1）由西漢末至東晉，佛教首先依附于漢代方術（又稱“道術”），到魏晉又依附于魏晉玄學。佛教傳人中國後，開始的相當長的一個階段所講的內容主要是“魂靈不死”、“因果報應”之類，如袁宏《後漢記》申說︰在漢朝時佛教“又以為人死精神不死，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行善修道，以煉精神而不已，以至無為，而得為佛也”。這類思想實為中國所固有，故佛教可依附于此而流行。至漢末魏初，由于佛教經典的翻譯漸多，其中既有小乘的經典，也有大乘的經典，于是佛教在中國也就分成兩大系統流傳︰—為安世高系，是小乘佛教，重禪法︰時《安般守意經》、《陰持入經》等已譯成漢文。前者講呼吸守意，和中國道家、神仙家的呼吸吐納之術相似。後者解釋佛教名詞概念，似浪人注經的章句之學。《陰持人經》對宇宙人生的學說以“元氣”為根本，以“四大”配“五行”，“五戒”配“五常”9並說“元氣”即“五行”即“五陰”（五蘊），例《陰持人經》釋“五陰種”謂︰“五陰種，身也……又如元氣……元氣相含升降興廢，終而復始，輪轉三界，無有窮極，故日種。”此種以“元氣”釋“五陰”自與佛理相去甚遠，而與當時“道術”頗有相近之處。二是支婁迦讖系，為大乘佛教，講般若學︰初安世高禪法在中國頗為流行，但至魏晉以老莊思想為骨架的玄學興起，而後般若學大為流行。支婁迦讖一系認為人生根本道理最重要的是使“神返本真”，雨與“道”合，己見其受老莊影響。支婁迦讖再傳弟子支謙譯《股若波羅密經》為《大明度無極經》，把“般若”譯為“大明”，當取自《老子》“知常日明”的意思，“波羅密”譯為午度無極”即是說達到與“道”（“復歸于無極”〉合一的境界。這一譯經名稱己見他使佛教迎合“玄理”。蓋因玄學討論的中心為“本末有無”的問題，而佛教般若學的中心問題為“空”、“有”，與玄學比較接近，並采用“格義”、“連類”等方法相比附，道安在《毗奈耶序》中說︰“于十二部，毗目羅部最多，以斯邦人老莊行教，方等兼忘，故因風易行。”此申之原因，就在于般若學和魏晉玄學頗有相近處，于是兩晉的“名士”與“名僧”互相標榜，“玄”、“佛”大有合流之趨勢。中國本土學術的變化影響著印度佛教傳人的方向，中國本土文化又在吸收著印度文化以滋養自己。東晉初般若學雖有“六家七宗”，但其基本上仍依附于玄學，而後有僧肇的《肇論》出，可以說它既是對魏晉玄學討論問題的總結，又是佛教中國化的初始。《肇論》借用佛教股若學思想，但討論的卻是中國魏晉玄學的問題，而且文章風格又頗似王弼的《老子指略》和郭象的《莊子注序》，這正體現了兩種不同傳統文化在互動中的雙向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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