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石刻

前言
一 歷代碑石
（一）20世紀中的古代碑石發現
（二）有關碑石的主要研究成果
二 出土墓志
（一）20世紀中古代墓志的重要發現
（二）有關墓志起源的新發現與研究
（三）20世紀中有關墓志的研究與著錄
三 漢代畫像石
（一）漢代畫像石的出土發現
（二）漢代畫像石的研究情況
四 其他石刻材料
（一）摩崖題記
（二）漢代石闕、黃腸石與其他建築石刻
（三）石窟造像題記、佛教刻經等佛教石刻
參考文獻

俗稱「鋤頭考古學」的田野考古學的誕生以及中國考古學學科體系的基本完善，由此而引起的古物鑒玩觀賞著錄向科學學的文物學的轉變，是20世紀中圖學術與文化界的大事。它從材料與方法兩個方面徹底刷新了持續了數千年之久的中國古代史學傳統，不但為中國學術界和文化界開拓出更加廣闊的研究天地，也為一切關心中華民族悠久歷史和燦爛文明的人們不斷地提供了可貴的精神滋養和力量源泉。

仰古、述古、探古，進而考古，向來為我國傳統文化中一個明顯的學術特點。先秦時期諸子百家發其端，漢代司馬遷撰寫《史記》，北魏酈道元作注《水經》。他們對相關的遺跡遺韌，盡可能地做到親自考察和凋查，既能辨史又可補史。這種尋根追源的治學態度，為後世學術上的探古、考古樹立了榜樣。此後，山河間的訪古和書齋式的究古相繼開展，特別是對古器物的研究，成了唐、宋時期的文化時尚。不少學者熱衷於青銅銘文、碑刻、陶文、印章等古文字的考釋，迸而有了對器物的辨偽鑒定、時代判斷、分類命名等，逐漸興起了一門新的學問——金石學，涌現出許多著名的古器物鑒賞家和收藏家。只是囿於當時的歷史條件，金石學家們無法了解所見文物的出土地點和情況，也難以涉及史前時代謾長的演進歷程，因而長期以來始終脫離不了考證文字和證經補史的窠臼。即使如此，他們的艱辛努力和取得的成績，還是為推動我囿傳統文化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並狙 在事實上也為中國考古學和中國文物學的起步鋪設了最早的一段道路。

20世紀初，近代考古學由西方傳入。中國學者繼承金石學的研究成果，學習並運用西方考古學方法，開始從事田野考古，通過歷史物質文化遺存，探尋和認識古代社會，揭示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早在1926年，中囤學者就自行主持山西南部汾河流域的調查和夏縣西陰村史前遺址的發掘。隨後，我國學者同美國研究機構合作，有計划地發掘月口店遺址，發現了北京猿人。從1928午起至1937年，連續十五次發掘安陽殷墟遺址，取得了較大收獲，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帕重視。自20世紀50年代以後，隨著國家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進行，田野考古勤探、調查和科學發掘工作在全田范國內篷勃有序地開展，許多重要的典型遺址和墓地被揭露出來，重大發現舉世矚目。它們脈絡清晰，層位分明，文化相連，不僅彌補了某些地域上的空白，而且（彳金亍 xian）接了年代上的缺環，為研究中國古代史、文化史、科學史以及其他學科鋇域，提供了珍貴、豐富的實物資料，極大地影響著人文社會科學諸多學科專業的研究與發展。這安時間被學術界稱為中國考古學陶黃金時代。在馬列主義理論考導下，具有中國特色的考古學型論體系和方法論逐漸形成。有關研究成果不僅極大地改變和豐富了人們對中國文明起源、中國古史發展等重大問題的認識，同時也擴展了中國文物的研究領域和研究方式。可以說，考古學的發展與進步，直接影響到文物學的形成與發展，而且影響到全社會對文化遺產重要作用的認識以及世界學術界對中國古代文明的重新認識。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文物界就中國文物學的創立，逐靳取得共識，在共同探討的基礎上，初步形成了學科體系。不少學者發表了有關論文，出版了專著，就文物的歷史價值、科學價值、藝術價值以及在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建設中如何對文物進行有效保護、合理利用發表意見。這些研究成畏已獲得學術界的贊同。

在這世紀之交和千年更替之際，對中國考古學和中國文物事業作一次世紀性的回顧和反思，給予科學的總結，是許多學首正在思考和研究的問題。如果能通過梳理20世紀以來重大 亡現和研究成果，透視學科自身成長的歷程，從而展望未來發裒的方向，以激勵後來者繼續攀登科學高峰，無疑是一件很有雷文的事。為此，經過醞釀、商討和廣泛征求意見，我們約請一稅學者（其中有相當多的中青年學者）就自己的專長選擇一個專題，獨立成篇，由文物出版社編輯出版一套《20世紀中國文物考古發現與研究叢書》，並以此作為向新世紀的獻禮。

從某種意義上說，《20世紀中國文物考古發現與研究叢書》是一套學科發展史和學術研究史叢書。其內容包括對20世紀考古與文物工作概況的綜合闡述；對一些重要的考古學文化和古代區域文化研究情況的敘述；對文物考古的專題研究；對重要的文物考古發現、發掘及研究的個例紀實。

此套叢書的內容面廣，而且彼此關聯。考慮到各選題在某些內容上難免會有重疊或復述，因此在編撰之初，我們要求各選題之間互有側重，彼此補充，以期為讀者了解20世紀中國考古學和文物學的發展提供更多的視角。

我國的文物與考古工作，雖在20世紀得到了迅速發展，但仍有許多重大學術問題需要進一步探索。我們主持編輯這套叢書，除了強調材料真實，考釋有據，寫作態度嚴謹求實外，也不回避以往在工作或研究上曾經產生的紕漏差錯和不足之處，以便為今後的工作和研究提供借鑒。雖然我們盡了很大努力，但限於水平，各篇仍很難整齊划一。由於組稿和作者方面的困難和變化，一些計划之中的題目也未能成書。這些不周之處，敬請專家、學者和廣大讀者批評指正。

在叢書編印過程中，我們得到了文物、考古界的廣泛支持。何東先生在出版經費上給予了熱情幫助。在此，一並深表感謝。

張文彬 2000年6月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