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

《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一書是我十余年來探索唐宋江南經濟發展規律和特點的一個總結，其中約百分之六十的文字已發表。現在趁這本書出版的機會說一下本課題的研究過程。

大約在七十年代末，我在中國古代經濟史的教學中發現自己對明中葉資本主義萌芽的「歷史前提」還缺乏深入的了解，就萌發了研究一下唐宋商品經濟的願望，看看資本主義萌芽是怎樣從古代的商品貨幣經濟中開始的。我做的第一個課題是《唐代商人和商業資本的若干問題》，發表在《廈門大學學報》1980年第4期。研究結果表明唐代商業資本的積累顯然還不可能成為資本主義萌芽的「歷史前提」，其原因可能是商品經濟的水平還未達到足以使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萌芽的程度，為了說明這一點，我開始商品經濟的歷史考察，寫成《五代十國商品經濟的初步考察》一文。並且由此人手，展開地區經濟研究，試圖發現傳統農業經濟向商品經濟發展的較為具體的過程，故有《唐五代太湖地區經濟試探》、《關於唐五代太湖地區社會經濟發展問題再認識》、《五代時期長江流域及江南地區的農業經濟》、《試論唐五代長江中游經濟發展的新動向》以及有關福建經濟發展的三篇論文(其中兩篇與魏洪沼同志合作完成)。以上對太湖地區、長江中游(兩湖、江西)、福建的區域經濟研究結果，使我對商品經濟的發展的具體過程有了新的認識，特別是對這一時期商品經濟發展中生產各部門之間、地區之間互為市場的關系有了較清晰的認識，反觀過去，自感淺薄。

正在這個時候，我也涉足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的討論。自從張家駒先生《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一書出版(1957年)以后，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問題引起史學界的注意，討論漸次展開，不少學者就這個問題發表或簡或詳的意見(參閱《爭鳴》(南昌)1990年第6期盧星、倪根金的「綜述」)。因為我已做過江南三個地區的初步研究，比較容易卷入這場討論。1988年，我和陳衍德同志合作寫成了反映我們觀點的《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的若干問題》這篇長文，摘要刊登在《光明日報》1988年6月15日「史學」版上，全文承陳文華兄之垂愛發表在《農業考古》1991年第3期。這篇文章對南移的若干理論問題進行探討，比如開發地區與經濟重心地區的區別；南移的標准；南移完成時間；經濟重心南移與政治中心分離以及對南方地主集團的依仗等等。總之，不再簡單地描述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的諸方面表現了。

在這個基礎上，我申請到1990--1993年國家教委第二批博士點基金課題《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的綜合研究》。這個課題如何做?由於不願重復描述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的表現和已提出的問題，我決心從技術進步人手，深入研究南方經濟發展的內在原因。我曾在荷蘭萊頓大學、英國牛津大學等歐洲高校作過學術訪問，結識多位漢學家，我對他們運用技術史成果研究中國經濟的成就表示驚嘆。在考察歐洲工業革命歷史過程中，也對歐洲技術史的作用有所認識。

我以為中國學者對社會變革的分析偏重從上層建築和生產關系角度而疏於從生產力史角度去分析。原因是中國歷史學者的自然科學素養較為不足，而自然科學史研究與社會經濟史研究又尚未很好結合。從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角度說，偏重生產關系已屆從內因出發而不是從外因出發；但是從生產本身來說，生產力是內因，生產關系則是外因。就是說人的生產經驗的積累、科學技術發明才是生產發展、經濟進步的真正動力，什麼樣的生產關系只是這種發展的外部條件。
基於這種認識，我開始從技術進步角度，寫成唐、宋航運業，唐、宋農田水利與農業以及冶金與制造業等三個領域五篇論文，力圖從另一角度闡明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觀點。現有的技術史研究成果給予我很大幫助，我在綜合現有成果時也作了某些探討。這樣，我對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問題的看法比以前有所加深。但是，縱觀全書，無論經濟進程或者技術進步的研究仍感不夠全面深入，拋磚引玉而已，希望專家們多加指正。

因為我長期擔任學校行政領導工作，諸事叢集，以致這個課題延至今年始告完成。承蒙岳麓書社社長夏劍欽同志的垂愛，立刻批准出版本書；岳麓書社的管巧靈同志則是直接提議出版本書者。謹此一並致謝。

廈門大學歷史所的陳衍德、魏洪沼同志是本書四篇論文的合作者；美術系李文絢副教授為本書繪制了兩幅插圖；陳明光、施偉青、韓昇諸同志以及研究生劉艷傑，熱情關心支持本書的寫作或提供資料、信息，在此也表示感謝。總之，一部書稿的出版，往往是集體智慧、勞動的結晶，斯言不虛也。

本書獲國家教委博士點基金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