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交流史論

中西文化交流史論
定價:96
NT $ 84
  • 作者:何兆武
  • 出版社:中國青年出版社
  • 出版日期:2001-10-01
  • 語言:簡體中文
  • ISBN10:750064065X
  • ISBN13:9787500640653
  • 裝訂:301頁 / 20 x 14 cm / 普通級 / 初版
 

內容簡介

四十年代之初在西南聯合大學讀書時,我曾選了向達先生的《中西交通史》一課,這是我開始接觸到這個領域,當時向先生已是名聞海內外治中西交通史的權威了。向先生講課的內容極其細致,每每也發揮自己一些精辟的理論見解(例如,他認為漢唐時期中華民族的心態是健全的,宋代以后開始出現病態的扭曲),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考試是寫一篇讀書報告。我的報告經向先生仔細閱過,還改正了錯字,給了我80分。其后多年人事倥傯,遂長期擱置了這個題目。

五十年代后期我在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時,侯外廬先生撰寫《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囑我准備一份有關明清之際西學傳入中國的資料。我當時接觸到的材料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向先生三十年代在英法兩國訪書的手抄本,可稱是珍貴的名料。這些資料后來一直放在我們的研究室內。文化大革命期間幾度更換領導,人多手雜,歷經搬遷,這些珍貴的資料現已下落不明,實在是很可惋惜的事。我在着手之初,本來是准備把收集到的材料分門別類做出一份資料長編供侯先后參考的。


何兆武 1921年生於北京,原籍湖南,西南聯合大學畢業,清華大學研究生。曾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研究員,現任清華大學教授。著有:《歷史與歷史學》、《中國思想史》等;譯有巴思迦《思想錄》、盧俊《社會契約論》、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論優美感與崇高感》、孔多賽《人類精神進步史表》、帕克《法國革命論》、柯林武德《歷史的觀念》、李約瑟《中國科學思想史》等,論文及雜文若干。
 

目錄

序言
一 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史論
二 明末清初西學之再評介
三 清代前期的中西文化交流
四 舊制度時期的法國與中國文化
五 中國傳統思維與近代科學
六 近代中西文化的沖撞
七 徐光啟論
八 利瑪竇與《中國札記》
九 阮元與李善蘭
一0 評李約瑟《中國科學思想史》
一一 與席文教授的通信
跋 歷史研究中的一個假問題
 

四十年代之初在西南聯合大學讀書時,我曾選了向達先生的《中西交通史》一課,這是我開始接觸到這個領域,當時向先生已是名聞海內外治中西交通史的權威了。向先生講課的內容極其細致,每每也發揮自己一些精辟的理論見解(例如,他認為漢唐時期中華民族的心態是健全的,宋代以后開始出現病態的扭曲),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考試是寫一篇讀書報告。我的報告經向先生仔細閱過,還改正了錯字,給了我80分。其后多年人事倥傯,遂長期擱置了這個題目。

五十年代后期我在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時,侯外廬先生撰寫《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囑我准備一份有關明清之際西學傳入中國的資料。我當時接觸到的材料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向先生三十年代在英法兩國訪書的手抄本,可稱是珍貴的史料。這些資料后來一直放在我們的研究室內。文化大革命期間幾度更換領導,人多手雜,歷經搬遷,這些珍貴的資料現已下落不明,實在是很可惋惜的事。我在着手之初,本來是准備把收集到的材料分門別類做出一份資料長編供侯先生參考的。不意侯先生即在此資料長編的原稿之上加工修訂遂成定稿作為全書中的一章。到了六十年代初期,由於接受上級布置的任務,准備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資料,曾經兩次去上海和南京訪書。第一次是隨林英先生訪上海徐家匯圖書館和圓明園路的基督教三自圖書館,逗留了數月之久。第二次是短期隨李學勤先生去上海三自和南京金陵神學院訪書和借書。這一工作后由於形勢轉移而停頓下來。

文化大革命以后雖又斷續幾次接觸到這一領域,但均頗為短暫。已故北京大學王重民教授於五十年代曾撰寫徐光啟傳,但僅為草稿,最后部分亦未完成。文革后期,王先生不幸辭世。文革以后,王夫人劉修業先生囑我加工補充寫成定稿,我也樂於從事這項工作作為對生死兩位友人的紀念,遂對全稿進行修訂、加工和補充,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稍后到了八十年代之初,老友何高濟先生翻譯了利瑪竇的《中國札記》一書,囑我校訂,我遂重為馮婦,又一次接觸到這個題目,和他合作一起進行這項工作。后來,何高濟先生去國,他所遺留《中國史稿》中的清代中西文化交流一節遂亦由我承乏。因之,這一時期斷續寫過幾篇有關這方面的文字,現均收入本集以供讀者們批判。

有關這一領域的研究,除了二十年代「非基督運動」的若干文字而外,研究者們大抵都是以贊許的態度在看待西方傳教士對中西文化交流的貢獻的。解放以后,學術研究奉行政治掛帥的路線,對這一領域的研究則是以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文化侵略為其中軸線。近年來的研究似乎又再反其道而行,一味頌揚西方傳教士的貢獻而置整個歷史潮流的大勢於不顧;似乎惟有這批代表中世紀傳統的反改革的舊教傳教士,才是這一時期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代表人物。甚矣,做出正確的歷史評價之為難也。

研究思想文化史所遇到的最微妙的問題,莫過於政治與學術二者的關系了。一方面,可以說學術從來就沒有可能脫離政治。任何學術都要受一定政治條件的制約,而反過來又必定影響及於政治,這連純粹的自然科學也不例外。直到僅僅是前幾年,羅馬教廷才正式宣布為三個多世紀以前對伽里略宣揚哥白尼的定讞平反,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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