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宋淇紅學論著，令我有恍然而悟、驚喜不已的感覺，相信極大多數的讀者也會如此。
以宋淇在紅壇先賢中的地位而論，我敬之為「香港的俞平伯」。但他的研究並非俞平伯的路子，而更傾心於20世紀初的王國維。他說：
真正第一篇從文學批評的立場討論《紅樓夢》的論文是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發表時是光緒三十一年，即1905年。王國維真是一位文學批評大師。當時一般學者認為《紅樓夢》是不屑一顧的說部，他卻公然提出：「吾人於是得一絕大著作，日《紅樓夢》。」「《紅樓夢》自足為我國美術上之唯一大著述。」在六十余年前(按：以今天算已近百年)，這是何等的見解，何等的膽識!他認為《紅樓夢》是悲劇中的代表作，同時他又指出賈寶玉影射誰，《紅樓夢》是不是自傳，都無關宏旨，真令我們欽佩萬分。最可惜的是王國維在文學批評方面建立了橋頭堡，后起無人，沒有人做更深入的研究。為此，宋淇大聲疾呼：「現在正是我們繼續在他(王國維)所建立的橋頭堡登陸的時候，向前突破的時機到臨了!」(《新紅學的發展方向》)
紅學在某種程度上確有點像迷魂陣，入於其中者，一不小心，就容易走錯路子，鑽進死胡同，墮入陷阱，迷失了方向。所以紅學歷來就顯得格外的異說紛呈，無奇不有，卻又往往真理少而荒謬多。宋淇是一位難得的清醒的紅學家，研究的路子很正，他從不作那些聳人聽聞的新奇的高論；但又言必有物，有自己的新發現，總能給人以許多啟迪和裨益。這是非常不容易的。
好從文學批評的視角看問題，是宋淇紅學文章的一個特點。我想，不忘《紅樓夢》本身的文學價值，也許正是他時時能大處着眼。把握方向，步在正道上的一個原因。大文章且不說，即如《說斗篷》這樣的小題目，他竟從曹雪芹和莎士比亞各自創造了四百多個人物說起，說莎翁的人物分配在三十多個劇本中，而曹雪芹的人物卻嚴密地組織在一個大單元中；然后再談到《紅樓夢》如何使眾多人物在描述時不顧此失彼、輕重倒置地「利用事件、人物和道具把眾人串連在一起」的技巧方法，眼光始終通覽全書，最后才落到論說的重點第四十九回「白雪紅梅」，分析作者如何借斗篷「反映出各人的性格和身份」，如此等等。該文並非宋淇重要之作，小題目的文章也未必都該如此落筆，但宋淇注重從文學批評角度評《紅》，這倒可算是個頗有代表性的例子。
紅學研究中，注重文學批評的常忽視包括脂評在內的版本資料；研究版本資料的又多不太懂文學批評，這每每令我引為憾事。宋淇是文學批評的大行家，又在脂本脂評上着實下過不少功夫，他既着眼於文學批評，又特別重視脂評，他的不少文章都充分利用或經常引用脂評這一研究《紅樓夢》極其寶貴的第一手資料。這也許是他評《紅》著述多有發現的又一個原因。
宋淇文章形式多樣，有大有小，有宏觀有微觀；宏觀多在微觀基礎上形成，因而扎實；微觀而又時時有宏觀為指導，因而能不離譜。他謙稱自．己的一組小文章小題目為「識小」，綜觀其所有論《紅》著作，我贊其為「識要」。
宋淇學貫中西，見多識廣，他常將《紅樓夢》置於世界文學之林作相互比較，讀者可以在他的紅學文章中讀到諸如莎士比亞、巴爾扎克、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狄更斯、海明威、卡夫卡……等一大批世界文學巨匠的名字，曹雪芹的名字，列於其中，本當之而無愧。
美國華裔學者余英時有《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一書，為海內外治《紅》者所矚目。據說余氏的基本觀點，實源於宋淇的《論大觀園》一文，我完全相信。 宋淇的紅學論文可讀性很強。相信只要是《紅樓夢》愛好者，讀此書都會產生極大的興趣，並能從中得到不少的教益。
宋淇的紅學論文有若干篇曾在《紅樓夢學刊》上發表過，有兩篇還被收入到《香港紅學論文集)一書中，但極大部分都只在香港報刊上發表，有的還不及發表出來。大陸一般讀者想看，一時還不容易找到。在大陸正式出版他的紅學專著，還是首次。這對廣大紅學愛好者、研究者來說，無疑是一個好消息，相信此書一定會受到普遍的歡迎。
梅節、陳慶浩兄花費了不少時間、精力，整理了宋淇遺稿，結集編排成書，誠懇地約我為此書作序。我深感榮幸，更覺十分惶恐，因資歷與學識皆不足以勝任故也。現在，只是為了表示我對這位在紅學事業上作出過不少貢獻的先輩的崇敬和紀念，特不避鄙陋，說了以上一些十分粗淺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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