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廷�「夷氛聞記」，大約成于道光末年，是記載鴉片戰爭的一些第一手史料中鉸重要的作品。作者是當時廣東士紳中熱心抵抗外侮並且留意時務的人。他對抵抗派的主要官吏林則徐和鄧廷楨，都有所陳述備采納；後來在一八四九年廣州人民反入城的爭中，他自己也很出力組織士紳參加這個爭。因此本書中保存了比較豐富的直接材料，它的價值還在當時以錄抹文牘為主的一些記載，如夏變「中西紀事」、李圭「鴉片事略」等書之上。
鴉片戰爭從英國資產階級和鴉片販子方面說，是侵略戰爭；從中國人民方面說，是反侵略戰爭，也就是反鴉片戰爭。在當時民族矛盾的具體情況下，地主階級中的一些比較開明的士紳有可能在一定時期內站到人民的反侵略的立場上去，作者就是其中的一個，因而他能夠熱烈歌頌中國人民的反抗爭。諸如對三元里的破敵、「火燒夷館」、以社學為核心的反入城爭以及黃竹岐反暴行的爭等等，作者都刻意描寫了人民的英勇氣概。從本書的記載里，我們可以看出在反對外國侵略者的爭中人民眾所表現的高貴質量，如火燒夷館時，「夷貨遷出，盡為百姓推擲在地，無絲毫奪歸已有者」，如火燒媚外知府的衙門時「挪物火中，雖貴玩絲毫不取」。書中不乏類似這樣的生動史料，這是極可寶貴的。
從鴉片戰爭一開始，中國人民和封建統治階級在對待外國侵略者這個問題土，就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兩條路線，這就是中國人民的反抗路線和封建統治階級的投降路線，同時在封建統治階級本身也發生了抵抗派和投降派的分化。作者對于這兩派的愛惜是很分明的。他對于抵抗派頭袖林則徐等人，表示崇高的敬意，對于壯烈犧牲的將卒，加以著重的描寫。對投降派如琦善的千方賣國，耆英、余保純等人的奴顏婢膝，奕山的出賣廣州城，奕經的望風而逃，都以極大的憤恨揭露了他們的罪行。他特別抄錄董宗遠反對投降（南京條約）奏章的全文。因此本書在當時很觸犯封建統治者的忌諱，雖經鏤刻，但不著作者姓名，沒有序文，流傅也不多，現在國內公私所存，據我所知，只有三部︰廣州兩部，北京一部。
作者對于鴉片戰爭的敘述，基本上是合乎事實的。一方面，鴉片戰爭是英國資產階級、鴉片販子為了打開中國的門戶，攫取高額利潤和進行掠奪必然要對中國進行侵略戰爭，這是沒有疑問的。戰爭的全部責任，要由他們來負，這也是很清楚的。作者雖然不能從階級觀點看戰爭的無可避免，但一開頭就說「英夷狡焉思帶于內地者久矣」，接著就敘述長期以來英商洪任輝、白蘭等的活動，英國早期來華的幾個侵略分子所提出的侵略要求，特別是戰爭販子們的蓄意破壞。這樣就很清楚地說明了英國統治者和鴉片販子們的發動戰爭，並非出于偶然，也說明了他們決不可能放棄非法貿易和侵略要求。顯著地不同于投降派和資產階級學者，作者指出鴉片戰們決不可能放棄非法貿易和侵略要求。顯著地不同于投降派和資產階級學者，作者指出鴉片戰爭的發生不是由于林則徐的堅決要求具結，而是義律稔知鴉片「連至鈴仃者方源源不絕，……事實的。在另一方面，就戰爭而論，雖然敵強我弱，取勝不易，但以中國地大人眾的有利條件，敵人步步深入，也要遭遇日益增多的困難，這個道理本來是明顯的。但是當時統治階級不可能和人民站在一條戰線上，他們十分害怕人們的起來，例如大奸琦善就極力宣傳「民情不堅」（就是說「要造反」），投降主義很快地佔了上風。相反地本書作者把人民的作用估計很高，如記三元里斗爭，就說「夷自是始知粵人之不可犯」。同時他很注意類似游南瓜戰術的探討。他對奕經不用臧紆青「遇便散攻」的方法，對牛鑒不用周恭壽「壽海口、伏口內」的計策都表示憤慨，在當時說，也是較有見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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