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道咸宦海見聞錄》是一部自敍年譜，作者張集馨生前並沒有為它取名，《張集馨自訂年譜》、《椒雲年譜》都是後來的研究者、傳鈔者所加的。編者依據這部年譜的特點，名之為《道咸宦海見聞錄》。
年譜是人物傳記的一種。它以譜主一個人為對象，按照從生到死的時間順序，逐年排比其言行、見聞、經歷以及家庭瑣事等等，以年系事，補綴成書，比較全面地記敘其一生事跡。年譜粗分為本人自訂和他人編撰的兩種。一部記事詳明可信、內容充實而又具有一定社會影響的歷史人物的年譜，不只是了解、評論其人其事的主要依據，尤為重要的，它是研究譜主所處時代的社會歷史的可貴材料，而這類材料在「正史」一類的典籍中只是零星散見甚或完全闕如的。一般說來，年譜不是什麽學術著作，也不象某些出色的文學傳記那樣繪聲繪影，引人入勝，它只集中了譜主的有關材料，不過是資料匯編而已。但正因如此，它能為人們提供「知人論世」的第一手資料，從而受到歷史工作者的霞視。
我國專為個人編纂的年譜，最早開始於宋朝。吳懷清《李二曲先生年譜序》說：「年譜之作，肇始宋代。」歸曾祁《歸玄恭先生年譜跋》也說它「權輿於宋，唐人集有年譜，皆宋人為之。」年譜在元、明兩代繼續有所發展，到清朝臻於極盛。據來新夏同志最近統計，經他過目的現存清人年譜，總數近八百種（《清人年譜的初步研究》，載《南開大學學報》1979年第3期），沒有見到的不在其內，足見其數量之多了。
年譜在清代得到很大發展，有其社會的歷史的原因。滿洲貴族入關建立統治以後，經順、康、雍三朝，社會經濟有了恢復和發展，作為上層建築的學術文化，相應有所推進，因而年譜也隨之發達起來。另一個重大原因是雍正朝大興文字獄，文網極密，人們著書立說，很容易觸犯禁忌，遭致不測之禍。為了逃避現實，除競尚考據之外，編撰年譜也蔚然成風，因為它主要是編纂個人事跡，一般不至於干冒風險。但它一旦成為社會風尚以後，不僅達官顯宦及其子孫後裔，為了炫耀本人或祖先的「政績」、「勛業」，自高門楣，往往自訂或由他人為之撰述年譜，就是普通官吏、文人學士、商賈、藝人乃至方外人，也紛紛采取自敘或請人編纂年譜的方式，企圖以此樹碑立傳，揚名後世。清代年譜之所以特別發達是與上述情況聯系在一起的。
清代年譜數量雖然很多，就其史料價值而論，卻差別極大。且不談那些虛構故事、純然欺世盜名之作，一些由大官僚自訂或其後人編述的年譜，自我吹噓和阿諛諂媚之辭，連篇累牘，令人生厭。例如歷仕嘉、道、成三朝、官至協辦大學士、刑部尚書杜受田的年譜，由其子軍機大臣杜翰等人編纂，除敘述仕歷和所謂「恩寵榮袞」外，內容空空洞洞。其實杜受田是個工於心計，依仗權術獵取高位的大官僚，又兼奕（咸豐帝）的師傅，可記的事很多。據說奕聽取了杜受田的教導，在道光帝面前裝乖取巧，博得歡心，才被指定為皇位繼承人的。杜受田一類年譜以外，如沈起元的《敬亭自記年譜》，保留了乾、嘉兩朝的糧價、銀錢比價等經濟資料，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是像張集馨這部自訂年譜對社會動亂、政治、軍事等許多方面作了那麽具體、深刻、生動記錄的，確實很不多見。它告訴人們：當時的清朝統治體系已完全腐朽，官吏多是些毫無人性的吸血鬼，貪婪而又凶暴，顢頇無能，縱情享樂，把全國搞得烏煙瘴氣，漆黑一團，中國的壯麗山河成了折磨各族人民的牢獄。毫無疑義，它是年譜中的上乘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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