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中世社會與共同體

第一編 中國中世社會論序說
第一章 中國社會與封建制——有關學說史的探討
一 戰後的中國史研究與封建制說的展開
（一）通向封建制的兩條道路
（二）中國封建制說的展開
（三）封建制說在理論上的矛盾
（四）封建制說的確良動搖
二 對單系統發展說批判的展開與封建制的問題
（一）「近代化」論與封建制的再評價問題
（二）歐美學界的封建制概念與中國專制社會
（三）亞細亞生產方式論的復活與封建制的問題
三 結論
第二章 中國的中世——六朝隋唐社會與共同體
一 古代世界的超越
（一）殷周的原理及其崩潰
（二）秦漢帝國的構造與自律的世界
（三）帝國的終結與古代原理的超越
二 中世的共同體與貴族社會
（一）魏晉時期各集團的共同體結構
（二）六朝貴族的自律世界
（三）北朝、隋唐諸國家與共同體倫理
第二編 中國古代中世史研究的方法與課題
第一章 一個東洋史學者的現實與學問
第二章 關於中國古代社會性質的論爭——從奴隸制到共同體
第三章 六朝貴族制社會的歷史性質及其律令體制的形成
第四章 中國史研究的新課題
——兼論封建制的再評價問題
一 戰後中國史研究的方向與挫折
二 關於封建制的再評價問題
三 對中國官僚制的認識方法
第三編 士大夫倫理與共同體及其國家
第一章 北朝貴族的生活倫理
一 士大夫社會的永久性
二 累世同居倫理的意義
三 鄉黨統治原構造
四 北朝政治史上的貴族
第二章 西魏「六條詔書」中的士大夫倫理
第三章 均田制的理念與大土地所有
第四編 六朝名望家統治的構想
第一章 六朝時代的名望家統治
一 名望家統治之賑恤意義
二 名望家的形成
三 關於名望家的價格
四 名望家統治與六朝國家
第二章 六朝時代城市與農村的對立關系
——從山東貴族的居住地問題入手
一 「士民」崔、張的出身
二 山東貴族的村居生活
三 鄉村的統合與城市生活
四 余論
第三章 六朝時代的宗族
——與近世宗族的比較
一 近世與六朝之比較的視點
二 祭祖、族人救濟、修譜
三 六朝的家與宗族
四 結語

日本的中國史研究，是與日本近代國家同步發展而來的。自古以來，日本就受到中國文化無可估量的影響，因此有關中國文化的知識也在兩千年之問蓄積，而產生了被稱之為「漢學」的學術領域。「漢學」在前近代是作為知識分子所必須具備之教養的。可是，自從日本以明治維新為契機，開始走上近代化道路的時候，就與近鄰諸國(朝鮮、中國)開始了新的外交關系，由此產生了建立近代亞洲史學的必要性。迄今為止在日本所使用的「東洋史學」的名稱，就是在那個時期形成的，它是將亞洲史作為與西洋史對等的學術領域來定義的概念。

中國史研究也正是作為這種「東洋史學」的一環而發展起來的。以漢學這一傳統學問為素養，采用西歐近代史學之方法，由此才形成了作為近代歷史學的中國史學。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大約半個世紀中，如果說日本的中國史研究已達到了當時世界最高水平，恐怕也不能算是過分自詡吧!在政治史、法制史、社會經濟史、宗教史、文學史、思想史等各個領域，所達成的實證研究成果中，有許多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具有相當的學術價值。關於如何從總體上把握中國史的課題，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內藤湖南(1866一1934)的時代區分說提出之後，時至今日其構想仍在學術界具有著經久不衰的巨大影響。到了三十年代，從唯物史觀的立場探索中國社會結構的嘗試，也接連不斷地提了出來。

然而，如此順利發展起來的中國史研究，最終卻由於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或被壓抑，或被歪曲了。其中，乘戰爭政策之機的研究也應運而生了。所謂中國社會停滯說，就是通過「進步」的日本與中國進行比較，起了將日本統治中國正當化的作用。戰爭結束時，學術界在反省過去的同時，當然期望建立起新的學術。戰後，作為日本中國史研究的最大課題，就是如何在新的理念下對中國史的全過程給以體系化的認識。這種新理念包括中國史不是停滯的而是發展的歷史，中國史是世界史的一環，科學地合理地把握中國史等諸項內容。

根據這種新理論而闡發的中國史構想之中，最為積極的分子當屬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的歷史學學者了。由他們設立的歷史學研究會，就是其學術活動的根據地。他們從生產方式發展史的觀點出發，探討了奴隸制、封建農奴制、近代資本主義制是否也適用於中國的問題。最終，因為是有關中國史分期問題的討論，所以他們的構想必然地與戰前的內藤湖南說形成了對峙。內藤說是由他在京都大學的門下生徒所繼承發展下來的。歷史學研究會(所謂歷研派)與京都學派之間，在從四十年代後期開始的二十年中，就有關時代區分(分期)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論戰。這一論戰不僅是對中國史全期當如何進行區分的大局的討論，在這一終極的目標下，對個別歷史現象應如何理解的方面，也引起了具體的論戰。例如，對唐代後期開始盛行的作為大土地經營的主要勞動者的佃戶，究竟應該作為農奴，還是應該作為契約佃農來認識的問題，就進行了不僅史料本身，而且涉及史料理解方法方面的反復討論。

以上，概述了有關戰前、戰後日本中國史研究的狀況。那麽，在這一中國史研究的發展進程中，關於我本人情況，我想也是有必要向讀者加以說明的。四十年代末，正當時代區分論戰激烈展開的時候，我從京都大學畢業，並立志於成為一名研究者。我從學生時代開始，雖然對祖師內藤湖南的中國史論抱有濃厚的興趣，但同時對馬克思主義也同樣抱有極大的關注。在戰時曾被作為禁書的馬克思主義文獻，一時充滿了大街小巷，我就是當時一名貪婪的讀者。其中，我所特別感興趣的是當時在日本翻譯出版的馬克思的手稿《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譯者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上所收)一書。眾所周知，這部手稿中馬克思將資本主義以前個人與共同體的結合關系，划分為幾種類型，並作出了邏輯上的分析。我雖對這一邏輯一旦應用於中國史將會怎麽樣的問題有過種種思考，但都沒能得出明確的結論。不過，那本書後來曾長期牽動著我的心弦。從那時起，直至十幾年後我對共同體論的提倡，其中這部文獻潛在的影響是無法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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