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圖典•道光朝(第九冊)

道光朝(1821—1850年)是清人關以後的第六個朝代，就延續時間而論，在有清一代的歷史上僅次於康熙、乾隆和後來的光緒朝。眾所周知，此間正處於中國封建社會的末期和清王朝的衰落期，危機四伏，各種矛盾十分尖銳。但是，若僅從表面上看，此時田野炊煙裊裊，道路商旅絡繹，城鎮星羅棋布，如非飢荒年景，人民生活大體還過得去。在廟堂之上，道光帝依仗祖先的余蔭，威風不減地穩坐金鑾寶殿，比起殺人盈野、激烈競爭的太祖、太宗時代和骨肉反目、斗爭險惡的順康雍諸朝，道光朝不乏父慈子孝，君唱臣合的「祥和」的一面。假如沒有鴉片戰爭的爆發，僅按中國古代社會的標准而論，道光朝雖無法與康乾盛世同日而語，但基本上也還說得過去。總之，這些因素本來注定了道光朝應該是個較為平和，沒有什麽特色，不會給人留下太多印象的歷史時期。然而，偏偏是這個子庸的王朝遭遇了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鴉片戰爭，於是，道光朝便成了中國歷史的「分水嶺」，並為後來的人們耳熟能詳。
之所以認為道光朝是中國歷史的「分水嶺」，因為首先，在清朝歷史上，已經千瘡百孔的「盛世」畫皮終於在此時被徹底揭去，清王朝無可奈何地向深淵墜落；其次，在整個中國歷史上，受鴉片戰爭的影響，歷史進程發生了劇烈的轉折，由「古代」進入了「近代」，中國結束了數百年的閉關鎖國，開始向世界開放，從此，中國進入了一個激烈變革的時代。可見，道光朝是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是中國百余年激盪變革的起點。此間，在諸多方面出現了新的特點。
如果從政治角度來看，可以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鴉片戰爭為分界線，將道光朝划分為前後兩個階段：此前，是道光帝力圖有所作為，以重現盛世輝煌的時期；此後，則是苟安姑息，得過且過的時期。
道光朝的主人——道光帝(愛新覺羅·昱寧)不是昏君，也不是明主。這樣的皇帝本來很容易在浩盪的歷史長河中湮沒無聞，但道光帝不然，作為鴉片戰爭的頭號當事人，他是歷史研究者們無法回避並屢屢提及的人物。
在鴉片戰前的20年間，是道光帝勤政圖治但鮮有作為的時期。他克勤克儉，力戒浮華；召見臣工，批答奏章，日以繼夜，幾十年如一日；凡遇貪官污吏，均能嚴懲不貸，廷臣疏諫，大多能夠接受；統治期間，也曾戡定西陲，維護統一，並嚴禁鴉片流毒，盡管其效不甚顯著，也應予以充分的肯定。
道光帝是一位以「守成」自詡的君主，《清史稿·宣宗本紀》也稱其為「守成之令辟也」。但是，他是否具備「守成」的才干和是否是個出色的「守成」君主固可置之不論，其所領導下的中國正處於一場天翻地覆的社會大變革的前夜，是一個「鬼神思變置」的時代。這個千瘡百孔的社會需要的已經不是「守」，也沒有什麽可「守」的，需要的是「創」與「闖」，然而，道光帝不懂得自己的時代使命，依然是「安靜以守之」，名為守成，實際上就是回避現實!於是，我們理解了龔自珍在寫下「我勸天公重抖擻」這一著名詩句時，為什麽熱淚長流。
更何況道光帝的「守成」本就效果不彰。譬如，他雖然懲貪，但貪官甚多，制度不改，精力有限，不能遍懲，最終無補於大局；他生活克勤克儉，身體力行，但只是節省了自己，社會上梨園聲色，飲食精靡，變本加厲，鹽商、官員生活豪奢，為其夢想不到；他倡導實政，也做了一些改革，但拘泥小節，未有大變。咸豐帝繼位之初，在昭示耆英等人罪狀的諭旨中，赫然有曰：「方今天下因循廢墮，可謂極矣! (《清文宗實錄》卷二十，第294頁，中華書局影印本)」這可視為是對道光帝為政30年的考語。從後來太平軍僅用一年多的時間即將大半個中國的清政權打得落花流水這一事實來看，清政權確實已經「廢墮已極」了。
道光二十年爆發的鴉片戰爭堪稱是一件划時代的大事，中國懵懂地敗於陌生的對手，從此開始了苦難的歷程，同時，道光帝勤政圖治的時期也隨之畫上了句號，進入暮年的道光帝開始苟安。
平心而論，鴉片戰爭的慘敗並不應都歸咎於道光帝。西方殖民者橫行海外200余年，中外力量對比此消彼長，相差懸殊亦非一日，而中國統治者對此一無察覺，大清朝的聖祖、高宗均不能辭其咎。但是，在鴉片戰爭之後，當中國歷史進入新時代之時，道光帝對統治政策有所凋整嗎?有振作的表現和改弦更張願望嗎?
今天看來，《中英南京條約》的簽定，並不是一件大事的結束，而是一個大變局的開始。對此，當時士大夫中也有人認識到了這一點，但道光帝的認識則恰恰與之相反。當他聽到英軍撤出長江的消息後，立即下詔命令沿海各省裁減軍備，以節軍費，此後，有大臣提出制造軍艦、火器的建議，道光帝也沒有表示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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