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圖典：清朝通史圖錄：第五冊‧雍正朝

雍正朝只有不長的13年(1723年一1735年)，卻發生了幾件在清朝乃至中國歷史上有影響的重大事情，具有不可忽視的認識意義。
雍正朝的主人公胤稹(1678年一1735年)，是康熙帝序齒的第四子，生母德妃吳雅氏。21歲(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受封為貝勒，出居外府。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發生了舉朝震驚的廢太子事件，康熙帝宣布廢黜已冊立24年的皇太子允扔，命朝臣舉薦新太子。大學士馬齊等人聯手推薦皇八子貝勒允，康熙帝以群臣有私心而允拐不足為儲君拒絕接受，不得已于次年重立允扔為皇太子。為了消彌廢立太子事件中皇子間的紛爭裂痕，冊封諸皇子，胤禎晉封為雍親王。允扔不知悛改，康熙帝于五十一年再度將他廢黜，諸皇子結黨謀求儲位愈加激烈。皇三子誠親王允祉，受命于蒙養齋修書，令人注目；皇八子允里被朝臣稱為賢王，並且得到皇九子允糖的支持，潛在勢力頗強。康熙五十四年，準噶爾策妄阿拉布坦騷擾哈密，西北戰事興起，清軍失利。康熙五十七年，康熙帝任命皇十四子、貝子允捆為大將軍王出征，他于次年驅逐準噶爾在西藏的勢力，在儲位的爭奪中猶如冉冉上升的一顆新星。他是胤稹同母弟，卻與允、允糖親近，在軍中從允里處獲取宮中、朝中信息。這時的胤稹力圖給人閑適讀書的印象，與僧侶交游，纂輯《悅心集》一書(雍正四年，1726年刻印)表示恬淡無為，不爭儲位，暗中培植雍親王門下勢力，並有目標地獵取朝臣。他侍從康熙帝南巡江浙，西幸山西五台山，東游滿洲發祥地吉林，奉命盛京祭祖陵，遵化祀陵，曲阜祭孔廟，康熙末年代行郊天禮，此外別無重要差使。
康熙帝于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賓天，雍親王胤慎繼位，改元雍正，成為清朝人關後的第三位皇帝。由于康熙帝第二次廢黜允扔之後不再冊立皇太子，胤稹突然龍飛九五，遂令時人以及後世研究者產生他的繼位是否符合康熙帝意願的問題，以致現今出現四種歧異說法︰一是說康熙帝遺詔傳位皇十四子允褪，被胤稹伙同九門提督、理藩院大臣隆科多篡改，奪了乃弟的皇位；二是說康熙帝平日已對胤稹有好感，臨終之際令其嗣統；三是說康熙帝並未指定繼承人而突然故世，胤稹乘機登基；四是說康熙帝矚望胤稹嗣承大統，而令允輔弼，然而胤稹沒有善待允涵。雍正帝繼位異說，由于歷史文獻未能提供關鍵性的資料，使後世學者難于作出令人信服的說明，所以諸說並存。就筆者而言，相信雍正帝是依照康熙帝遺願繼承的皇位。
雍正帝的順利繼位，結束了皇室內部並將朝臣卷進來的爭奪儲位的政治斗爭，但不會沒有余波。雍正帝為此取分化瓦解政敵的政策，開始以“擒賊先擒王”的手法，任命允為總理事務大臣，但不予實權，加以控制，將允糖發配西大通(今青海大通縣東南)；囚禁允翹于康熙景陵，後于雍正四年(1726年)致死允、允糖。允等人生前通過下屬人員散布雍正帝篡奪皇位的言論，然已完全處于被動地位，無法改變自身的命運。但是他們所傳播的流言，為民間所樂道，于是為反對清朝統治的漢人所利用，于雍正六年發生湖南生員曾靜遣徒投書川陝總督漢人岳鐘琪，勸其舉兵反對朝廷。雍正帝借此機會，制造呂留良文字獄，炮制以曾靜悔過為名的《大義覺迷錄》，宣傳嗣位的合法性，以及滿人統治合于中國傳統，希望以此在輿論上改變自己的形象——完全合法的繼承人。不過事與願違，《大義覺迷錄》留下了關于他篡奪允捆帝位的民間傳言，為後世篡位說提供了歷史資料。雍正前期，雍正帝與允等人的斗爭是康熙朝儲位之爭的延續，以允、允糖之死而煙消雲散。它並不是朝政中最大的事情，重要的是政治經濟制度方面的改革以及與此同時的整頓吏治。
設立會考府，清厘錢糧。康熙末年，官吏貪污，錢糧短缺，國庫空虛，雍正帝為了改變這種狀況，設立會考府，清理產部三庫，由怡親王、總理事務大臣允祥負責，地方藩庫錢糧的清理亦同時進行。結果查明戶部庫銀虧空250萬兩，責令歷任堂官、司官和部吏賠償150萬兩，另100萬兩由戶部逐年彌補。對官員的追賠嚴格執行，甚至今其親戚幫助賠償，否則抄家。《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的先人就因所謂轉移家產抗拒賠補遭受抄家之災，所以社會上將這種作法比喻為打牌中的“抄家和”。追賠充實國庫，懲治了貪官污吏，一定程度上整頓吏治，但只是就事淪事，並非是制度性的，所以隨後出現養廉銀制度。
耗羨歸公與養廉銀制度的實行。地方官征收錢糧，以火耗、鼠耗、雀耗為名向納糧的民產按錢糧的數額增收一定比例的耗羨銀，這是明代以來的弊政，而且州縣官越征越多。所得耗羨銀一部分用作辦公費，此外是打點上司和落人私囊，這是吏治不清的一個重要根源。康熙年間就有人提出耗羨部分歸公的建言，未得允準。雍正二年，雍正帝采納山西巡撫諾敏、河南巡撫石文焯等人的建議，全面實行耗羨歸公的制度，其宗旨是降低火耗率，一般在稅糧的一成半以下，比原先的大為降低；地方官所征收的耗羨銀全部上交藩庫，由省里掌握，不再歸州縣官私有和自行支配；由中央依據各個地方政務繁簡狀況，制訂從疆吏總督、巡撫到小吏主簿、巡檢不等的養廉銀數目。有的總督多達3萬兩銀子，知縣也有數百兩或一千幾百兩，比他們的俸祿要高出十幾倍、幾十倍，以此希望他們廉潔奉公，不再貪贓枉法，故將這種補貼稱作“養廉銀”。這個制度的實行，是將州縣官不合法的私征，變成為法定的征收，從形式上講是國家增加賦稅，遭受罵名，實際上是稅民比私征時期少交糧額，是減輕負擔。在這里“名”與“實”不一致，不敢于承擔責任的政治家是不會取這種措施的。私征時代，州縣官用耗羨賄賂上司，于是官官相護，吏治敗壞。耗羨歸公之後由疆吏向州縣官發放養廉銀，州縣官就不能要挾上司了；各級官員都得到豐厚的養廉銀，再配合其他的管理制度，有利于遏制官吏的貪污和盤剝百姓。耗羨歸公和養廉銀是有機結合的兩項制度，是通權達變的稅收和官俸制度改革，在它們實行的初期，取締陋規，減輕了民間的負擔，保證稅收和國庫充盈，吏治亦有所澄清，使多數官員不敢恣意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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