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教與人文精神

中國佛教與人文精神
定價:167
NT $ 145
  • 作者:樓宇烈
  • 出版社:宗教文化出版社
  • 出版日期:2003-10-01
  • 語言:簡體中文
  • ISBN10:7801235541
  • ISBN13:9787801235541
  • 裝訂:430頁 / 20 x 14 cm / 普通級 / 初版
 

內容簡介

在這本論文集中,把作者近二十年來所寫的有關佛教方面的主要文章,都已收錄進去了。這些文章大部分是應學術會議或編集專題論文集之約而寫的,內容上沒有多少內在的聯系。但在這些文章中,多少還是能反映出一些作者對佛教歷史、教義、哲理、修證、社會作用、現實意義,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一些總體認識和看法。

作者一直不太願意把已發表的文章集結成冊出版。一則,作者覺得這些文章都只是個人對某一問題的一時理解和心得,寫出發表後也就過時了,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了(不辜負學術會議組織者和論文集編集者的盛情厚意),有多少人看到這些文章沒有什麽關系。二則,作者覺得現現在的年輕人做學問實在太苦了,社會、學術界都要求他們要把已有的研究成果都收羅窮盡,不管有沒有價值,要看那麽多別人嚼出來的東西。作者那些發表在嘰里旮旯里的文章,沒找著也就算了,一旦集結成冊出版就非看不可了,這不是給年輕學者又平添一負擔嗎?三則,作者一向主張學術乃天下之公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們對同一問題有相同的看法是極其正常的事。所以,作者常跟學生講,你如果經過研究後有和作者相同的看法,你盡管直接發表,不必要說明引自作者的那篇文章、那次講課,因為這里同樣有你的研究付出。因此,作者在這里必須聲明,把作者已發表的文章集結出版絕沒有「立此存照」,維護「知識產權」,而剝奪他人同心同理的意思。

對於學術研究,作者一貫主張要從第一手原始資料人手,認真深入地閱讀、體會,融會貫通,直接與被研究者對話,得其意而遺其言,只要真正是自己的心得,不必慮其是否已有他人言及。

承寧波寶慶寺朗宇法師的盛意資助出版作者的這本論文集,又承黃夏年同志督促和負責為作者編集這本論文集,對此作者表示衷心地感謝。對於讀者,作者只希望大家讀讀這篇前言,理解作者的心意,至於其中的文章隨便翻翻就可以了,不看也沒有關系,因為實在沒有多少「創新」的東西。
 

目錄

總序
前言
佛教與中國近代哲學
中國近代佛學的振興者——楊文會
東晉南北朝「志怪小說」中的觀世音靈驗故事雜談
胡適禪宗史研究平議
敦煌本《壇經》、《曹溪大師傳》以及初期禪宗思想
楊度的「新佛教論」
太虛與中國近代佛教
禪悟的認識論意義
佛教與現代人的精神修養
禪的生命,禪的正受——讀耕雲先生《安祥集》
中國近現代佛教的融和精神及其特點
圓瑛大師的佛學思想
神會的頓悟說
禪宗「處性清凈」說之意趣
《法華經》與觀世音信仰
中國的佛教與儒教
讀慧海《頓悟入道要門論》隨記
「無我」與「自我」——佛教「無我」論的現代意義
略論印光大師的念佛法門
中日近代佛教交流概述
佛教的人文精神與人間佛教
大乘不二法門的理論與人間佛教
佛教造像的教化功能及其藝術價值
佛經通俗宣講稿本——讀敦煌遺書中「講經文」札記
 

從佛法本身來說,教、理、行、證的修學次第,已經為佛弟子指明了修學的道路。但是,佛弟子因為自己的資質、喜好的不同,往往有所偏向,於是形成不同類型的佛法,有重義理、重實踐等區別。但是,作為佛弟子來說,義理的探討是為了將佛陀所要開示的真實事理,充分、完整地表達出來,如「阿毗達磨」雖然着重於論證「法」的自性、定義、關系等,但是其本意仍然在於「諦理的現觀」,最終歸於修證。那麼,重修證的佛教,主要是從利益眾生的角度,重視佛法的適應性、實效性,所以對事相的分別比較少,如初期大乘經典以「般若」、「三昧」、「解脫門」、「陀羅尼」、「菩提心」等作為中心,來表達從發趣、修行、證人的歷程。雖然存在着種種不同的側重,但都是佛法的根本,都是以義理知識與實踐經驗相結合為中心。中國佛教其實已經非常明顯地表明了這一點,如天台智者大師的教觀並重,這是中國佛教的優良傳統。《高僧傳》將古代僧人分為十科,其中翻譯、解義、讀誦便屬於義解門;而習禪、明律、感通、遺身、護法、興福,都是屬於實踐門;最后一科「雜科」則是指出家人的外學修養,傍及世間經書、治世語言、禮樂文章等,無不兼通。

但是,傳統意義的佛教義解,主要是注疏經、律、論,在「述而不作」中表達自己的理解與觀點,當然也有一些專門性的著作。而且,這些佛教義解僧,都是從自己的信仰與經驗出發,通過注疏、論著,來達到實踐與弘法的目的。南北朝佛教的興盛、隋唐佛教的輝煌,都與義解的繁榮是分不開的。而禪宗的發展則為中國佛教注入新的生命,重視主體的體認、自己身心的解脫、凈土法門的流行,激發了信仰佛教的感情,為佛教走人社會提供了方便。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隨着禪、凈的流行,在這種「簡單」、「不立文字」的潮流下,中國佛教徒逐漸失去探討高深佛理、考察繁瑣戒律的興趣。於是,中國佛教重視義理研究的優良傳統便喪失殆盡。

另一方面,佛學研究在佛教界之外卻成為一門世界性的學問。近代意義上的佛學研究,應該是開始於歐洲殖民主義者侵入亞洲地區,殖民者為了維護自己的殖民統治,必須要深入研究亞洲的宗教及其文化。於是,通過接觸梵文、巴利文等東方語言,開始了解佛教的理論,消化佛教的教義。在「理性主義」、「科學主義」思想的影響下,這些學者注重現代佛學研究的客觀性、純學術性,形成了佛學研究的現代傳統,於是佛教便成為一種學問——佛學。19世紀后期,日本佛教界開始運用西方的學術研究方法,從而推動了日本佛學研究的興盛與發達。隨着「西學東漸」、日本佛教對中國佛教的影響增強,中國開始有了近代意義上的佛學研究,這在當時中國佛教界引起很大的反響與回應,如《大乘起信論》、《楞嚴經》的辨偽,「大乘佛教非佛說」的討論,「佛教非宗教非哲學」之辯等。同時,佛教界受時代流行的學術方法的影響,尤其是以太虛大師為首的「人生佛教」運動,佛教理性主義思想的高揚都接推動了佛教界從事佛學研究,其中以印順法師的成就最大。但是,相對來說,學術界則在佛學研究上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像呂瀲、陳垣、湯用彤等,皆為一代學術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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