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子：中國人的權力游戲

自序:控索中華文化的深層結構
1 人情面子:中國人的權力游戲
2 中國人的面子觀
3 華人社會中的臉面與溝通行動
4 中國政治聯盟特殊關系的初步模式：台灣鄉鎮中的人情和關系
5 科學制度下的權力游戲:《儒森外史》中 「范進中舉」的社會行為分析
6 帝制中國官僚體系中的暗盤管理
7 儒家關系主義與華人企業的組織文化
8 道德臉面與社會臉面：儒家社會中的依附性自尊
9 多元典范的研究取向：論社會心理學的本土化

這本《面子——中國人的權力游戲》總共收錄了九篇論文，其中五篇曾收在《中國人的權力游戲》一書中，此書1988年由台灣巨流圖書公司出版。《中國人的權力游戲》出版之後，市場反應非常好，重印了十余次，在台灣的社會科學界算是相當難得的一項成績。最近，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有意在祖國大陸出版此書，我稍微調整了原書的內容，並添加了四篇論文，希望這本書不僅能夠保留原書的精華，而且能夠反映近幾年來個人學術思想的發展和變化。

這本書中，最重要的一篇論文是《人情與面子：中國人的權力游戲》，是我開始學術生涯的一篇關鍵性作品，也就是西方人所謂的master piece of work。我在1976年自夏威夷大學獲得學位後，回到台大任職，一面教書，一面從事研究工作。從1980年起，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的資助下，我開始研究「台灣家族企業的組織形態」，從而注意到家族企業的許多特征，諸如：集權式領導、任用自己人、缺乏規章制度等等。令我極感困惑的一個問題是：家族企業為什麽會呈現出這種特殊的組織形態?思考許久後，我想到「社會交易理論」中所說的社會行動的基本形態，因此開始嘗試運用流傳在中國社會中的人情、關系、面子、報答等概念，來建構一個解釋中國人社會行為的理論模式，並撰成《人情與面子：中國人的權力游戲》一文，在1983年3月香港中文大學舉行的「中國文化與現代化研討會」上宣讀。其後，我又將這篇論文寫成英文，經過幾度的擴充、修改後，刊登在1987年元月份出版的《美國社會學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上。

2002年，Li和Tsui在《亞洲太平洋管理學刊》（Asian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上發表了一篇論文，對1984年至1999年間在20種主要國際學術期刊上所發表的有關華人社會中組織管理之研究論文，作為其引用文獻之分析（citation analysis）。結果顯示：我的這篇論文被引用的次數名列第五。

個人以為，這篇論文所描述的社會行為，可以說是在儒家倫理影響下，個人深層心理結構的一種反映。運用這套理論架構，可以解釋我們在各種不同中國社會中所觀察到的諸般現象。我編訂本書的主要目的，便是想說明這一點。這本書收錄的幾篇論文，有些是我自己或我的研究同人所寫的，有些是從英文翻譯過來的，其主要內容又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在補充「人情與面子」一文之不足；另一類則是在說明「人情與面子」的理論模式在各種不同社會中的體現。胡先縞女士的《中國人的面子觀》屬於第一類，這篇論文最早刊登於1944年出版的《美國人類學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第46卷，可以說是相當「古典」的一篇論文。然而，這篇論文將中國人有關「面子」與「臉」的概念作了極為詳盡的描述與分析，對這兩個概念的厘清，有相當大的助益。 因此，我特地將其譯成中文，收錄於此。

我一直認為，「人情與面子」一文中所描述的社會行為是中華文化社會心理「深層結構」的反映。這篇論文中所描述的行為模式，是中國人社會行為的「基型」：不論是在哪一個時代，在任何華人社會中，我們都可以看到這種行為模式的體現。1988年，我以「人情與面子」的理論模式為基礎，用結構主義的方法，分析儒家思想的內在結構，出版了《儒家思想與東亞現代化》一書；1995年，我又用同樣的方法，分析道、儒、法、兵的中華文化傳統，並出版了《知識與行動：中華文化傳統的社會心理詮釋》一書。接著，我又以這些研究作為基礎，發表了一系列論文。《華人社會中的臉面與溝通行動》便是在這種情況下完成的作品，旨在說明，華人如何以各種與「臉面」有關的語言，和他人進行社會互動。

在「人情與面子」的理論模式中，我將中國社會的人際關系區分為「情感性關系」、「混合性關系」和「工具性關系」三種。這種分類方法固然有其理論建構的特殊用意，可以解釋中國社會中許多獨特的現象；然而，這種分類法並不能盡述中國社會中「關系」一詞的豐富內涵。Jacobs的《中國政治聯盟中特殊關系的初步模式》一文的主要宗旨，雖然是在說明台灣地方政治人物如何利用各種不同關系來結合派系，不過文中卻詳細分析了存在於台灣鄉村社會中的各種關系。因此，本書收錄此篇論文，一則可以幫助讀者進一步了解「混合性關系」的內涵，再則也可以說明台灣民間社會中的政治人物如何運用「人情與面子」的機制來爭取政治資源。

從「結構主義」的觀點來看，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由文化之「深層結構」所展現出來的社會行為也會有所變化，不過其「基型」卻是萬變不離其宗。 闡明這一點的重要途徑之一，是分析歷代小說中所描述的社會行為。《范進中舉》是《儒林外史》中寫得非常生動的一段故事，因此我特地以之作為材料，用來分析科舉制度下的權力游戲。當然，「十年寒窗無人間，一舉成名天下知」，登科中舉不過是傳統文人進入政府官僚體系的第一步而已，在傳統帝制中國的官僚組織中，我們也可以隱然看到「人情和面子」這套體制的運作。Sterba的論文《帝制中國官僚體系中的暗盤管理》將有助於讀者了解：帝制中國的官僚制度如何為「人情與面子」的權力游戲提供了一個良好的「舞台」。

從清朝末年張之洞等人發起洋務自強運動以來，中國的歷史發展一直是在尋找國家現代化的道路。許多主張「新文化運動」的青年曾經高舉「思想革命」的大旗，將東西文化划為兩截，將傳統和現代視為互不相容的兩個極端，一面從西方請來「德先生」和「賽先生」，一面猛烈批判傳統文化，主張「打倒孔家店」、「把線裝書扔進茅廁坑」，使人們對傳統文化產生了根本的懷疑。到了20世紀70年代，「東亞四小龍」的經濟奇跡使得海外的華人知識分子深深體會到，必須重新了解中國的文化傳統。於是，許多知識分子開始從社會科學的不同視角，探討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在各種不同社會組織中的展現方式。研究此一問題的重要途徑之一，便是到「現代的」企業組織中，從事社會學或社會心理學的研究。在《中國式家族企業的現代化》一文中，我曾試圖從「家族式企業組織」之理性化的角度來分析這個問題，並對近年來引起國內外學界熱烈討論的韋伯學說提出個人的幾點看法。這篇論文曾很清楚地指出，符合個人自利動機的理性化企業制度，才是抑制「人情與面子」之機制運作的有效途徑，也才能使刻苦耐勞、努力工作以及人際和諧等儒家的傳統優點發揮出來。

從20世紀80年代之後，有許多華人社會學者及社會心理學者不斷地投入此一主題之研究。《儒家關系主義與華人企業的組織文化》一文回顧了此一階段的重要研究，一方面提出一個概念架構，將華人社會中常見的企業組織形態作社會學的分類；一方面提出一個理論模式，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說明華人企業組織文化的特色。

從西方主流心理學的角度來看，以上各篇論文的研究取向和一般西方社會心理學教科書所呈現出來的研究取向，有極大的不同。然而，當我們針對某種特定社會行為的范疇建構出適當的理論模式之後，我們也可以之為基礎，用主流社會心理學的實證方法，從事量化研究。《道德臉面與成就臉面：儒家社會中的依附性自尊》一文，回顧了我的學生所完成的一系列研究，旨在說明，如何用主流心理學者所主張的量化方法，從事有關「面子」的實證研究。

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我深深體會到，華人社會中科學研究水准低落的根本原因，在於我們的科學研究工作者對於西方的科學哲學缺乏相應的理解。 因此，我下定決心，研究西方科學哲學的發展與心理學之間的關系。2001年，我出版了《社會科學的理路》一書，介紹實證主義、後實證主義、結構主義、詮釋學和批判理論等五種主要學術研究典范在20世紀的發展。2000年，我獲頒「教育部」的「國家講座」的頭餃。在當年的中華心理學會年會上，我以《多元典范的研究取向：論社會心理學的本土化》為題，發表主題演說，說明我的社會心理學研究和科學哲學之間的關系。現在將此篇論文一並收入此書，希望幫助讀者一方面了解我的研究取向，一方面了解科學哲學對於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性。

黃光國
2004年10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