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性別研究叢稿

《古史性別研究叢稿》序
性別視角的古代神秘主義文化考察
戰國秦漢時期的女巫
漢代民間的西王母崇拜
平利女媧故事的發生背景和傳播路徑
秦漢時期性別關系史論說
秦國上層社會禮俗的性別關系考察
——以秦吏中兩位太後的事跡為例
戰國秦漢時期的女軍
“姬別霸王”的歷史記憶和“虞美人草”的文化象征
秦漢時期的女工商業主
漢代的女權
性別的政爭︰“巫蠱之禍”與征和時期的帝後關系
情愛的幻境︰方士為漢武帝夜致王夫人事
秦漢時期的雙連杯及其民俗文化意義
簡牘性別史料研究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性別史料輯考
張家山漢簡《賊律》所見“妻悍”、“妻毆夫”等事
張家山漢簡《秩律》四“公主”說
“偏妻”“下妻”考——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研讀札記
張家山漢簡《賊律》“ 大母”釋義
居延漢簡“歌人”考論
說走馬樓簡所見“小妻”兼論兩漢三國社會的多妻現象
三國孫吳鄉村家族中的“寡嫂”和“孤兄子”
——以走馬樓竹簡為中心的考察
走馬樓竹簡女子名字分析
文學遺產的性別史探討
驛壁女子題詩︰中國古代婦女文學的特殊遺存
清代竹枝詞所見女子“卜錢”風習
清人竹枝詞所見女軍史料研究
《烏江竹枝》︰清代勞動婦女生活的寫真
後記

受命為子今先生《古史性別研究叢稿》作序，不免惶恐汗顏。

——這絕非俗套謙詞，按照慣例，多半都是大學者為小學者、老師為學生作序，而我于史學，不過是個“檻上”（借《紅樓夢》“檻外”、“檻內”義，謂一腳門里、一腳門外也）學者，連門牆尚未得進入，要為子今先生這樣深入堂奧的學者的學術專著作序，豈能不惶恐、豈能不汗顏?

子今先生素來是既專且博的，不僅在其專長的秦漢史與交通史方面成果累累，對史學其他領域也多有涉獵。令我意想不到的是，他居然又從斜刺里殺將出來，在婦女史與性別研究領域縱橫馳騁了一番——先有《中國女子從軍史》填補空白，如今又有此新著為目前尚顯荒蕪的古史性別研究建開拓之功；而且，兩書又絕非時下流行的草率攢成之作，而是實實在在的學術著述，這不能不令我這個算是一直游走在“婦女”與“性別”邊緣的人欽佩不已。

作者囑我為序，除了出自多年的朋友之誼外，我想更主要的原因恐怕還是因為我較早地踏入了婦女史領域。盡管由于功力不逮兼庸碌怠惰，至今仍在“初級階段”，畢竟躋身這一領域多年，對于與之“毗鄰”的性別研究，多少算是有些了解。如同住在名園隔壁，雖然不曾深入花徑觀賞奼紫嫣紅，總還是從籬笆縫里窺見過幾分春光。本書論及的許多問題沒有研究，不敢妄加評論，但站在婦女史角度讀來，卻頗有一番感觸。

感觸之一︰從研究對象說，從“婦女”走向“性別”是進步，也是必然。

子今先生的新著以“性別研究”為題，更準確地說，應該是“社會性別”，即圈中人熟知的“gender”。這在中國史學界應該說還是一個新領域。而婦女史自上世紀80年代興起後，雖然始終不曾如火如荼過，但是人們已不陌生。 “性別研究”或者“性別史”是理應與婦女史有別的，那麼它們之問的界限在哪里?它們之間應該是什麼關系?這是一個太大的理論問題，非我所能回答，但站在婦女史角度，對此也有一點點體會可談。依我之淺見，婦女史應該是一種社會群體史，如同其他任何社會群體史一樣，表述的應該是婦女這個性別群體特有的社會生活、經濟地位、思想文化等方方面面。但是在從事婦女史研究、寫作時，常常會面臨一種困惑︰只談論婦女而不顧及與之相對、相關的男性群體以及兩者之間的關系，根本不能說明問題，或者不能全面、客觀地看清歷史。比如，在談論古代婦女時，人們常常引用宋代理學家程頤反對婦女再嫁的名言︰“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以之證明貞節觀念的加強和禮教對婦女的壓迫。其實，此段名言下緊接著還有︰“大夫以上無再娶禮（或作“理”）。凡人為夫婦時，豈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約?只約終身為夫婦也。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蓋緣奉公姑或主內爾”雲雲，說明程老先生對男子再娶也並不贊成。他同時又說︰“今世俗乃以出妻為丑行，遂不敢為。古人不如此。”可知，在反對婦女再嫁的呼聲加大的同時，男子的離婚再娶也比從前受到了更多的限制與譴責。這個例子從一個角度證明了筆者的觀點︰“禮教”是把雙刃劍，既高懸在婦女頭上，也監臨著男性與男權。當然，寬嚴程度是絕對不同的。這個例子同時也說明，講論婦女是無論如何不能無視與之同時的男性的生存狀況的。故可以說，研究對象從“婦女”走向“性別”是學術的進步，也是必然的走勢。只有對于男女兩性進行雙向、對應的綜合觀察、研究，尤其是對兩性之間的關系（並非單指“性”關系）進行探討，才能寫出更為科學、客觀的婦女史，也才能更準確地判定兩性的歷史坐標與雙方權利、地位的消長沉浮。當然，這只是從婦女史的角度立論，性別研究的含義遠不止于此，還應該包括以性別視角觀察、解讀各方面的歷史問題。無論從哪一角度，本書都稱得上是這一新領域的開拓性成果。

感觸之二︰從研究主體說，男性“主流”學者的參與是婦女史與性別研究的幸事。

由于“婦女”與“性別”在史學中多少有些尷尬的邊緣地位，多數男性“主流”學者往往不屑為之。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婦女史屬于婦女”現象，即研究此類學問的多是女性。筆者認識兩位對于婦女史頗有研究成果的男學者，一位常常向人解釋自己“不是研究婦女史，而是文化史”，另一位則戲謔地稱自己是“搞女人”。言詞之間，似乎總有些不那麼理直氣壯，大約是怕被認為不務正業或者被人輕視。但是，即使是只關注一半人的“婦女史”也是需要另一半男性學者參與的。因為，無論是史學還是其他社會科學，我相信，其實任何研究者都是戴著自己的“有色眼鏡”的，他們的出身、經歷、性格、思維方式等等無不對研究結果產生著極大影響，而性別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對于婦女與性別研究，研究者的性別因素應該更為重要。身為女性、戴著女性“眼鏡”、站在女性角度從事研究固然有其優勢，但是很可能也有其缺欠，很有可能因為“身在此山中”，反倒難識“廬山真面目”。而男女兩性學者的共同參與，正可以超越狹隘的性別視角，避免性別偏見與局限，使人們對于歷史的認識更趨于全面、客觀、理性。本書作為男性“主流”學者的研究成果，因此更別有一番意義。

感觸之三︰從研究方法說，多學科交叉、多種史料融會是婦女史與性別研究的必由之路，而深厚的史學功底是其根基。

在一些人眼中，“婦女”或者“性別”這類課題多少有點“野狐禪”味道，似乎並不需要深厚的史學功底，倘若缺乏根底，難以涉足諸如典章制度等等傳統史學課題，便不妨討討巧，做做婦女史之類題目。書市也的確充斥著不少東拼西湊、浮光掠影、輕松成書的以婦女、性、婚姻等為題的歷史“著作”。本書也許可以多少糾正一些人們的這種看法。在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到，在研究方法上，作者將民族學、民俗文化學、考古學、人類學等多學科方法融入其中，而其根基則仍是堅實的史學功底與嚴謹的史學論證方法；在資料上，作者不僅利用了傳統史學文獻．對于方志、詩賦、民歌、小說、神話以及民族學、人類學資料等文化遺存的有關內容亦納入其中，尤注重考古文物中簡犢、畫像乃至古物器形等透露的信息，融會貫通，議論縱橫，令人折服，瀆後不禁感嘆，這才是婦女史、古史性別研究的滄桑正道；也不禁感嘆，踏進婦女、性別這一片史學新大陸並不難，但要開掘出寶物、取得有價值的研究成果，“才高八斗，學富五車”或許言之太過，但的確需要更活躍的思維、更廣博的學以、更高的理論素養、更深厚的積累、更扎實的史學功底，當然還要下長期、刻苦的功夫。這也正是本書給我的最深感受。

以上感觸，不知能否充作“序”?但願淺見陋青不致辱沒了這部以“性別”為題的真正的史學著作。

高世瑜
2004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