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事報道(1687-1692)

中文版序:傳教士漢學的重要著作
——讀李明的《中國近事報道》
譯者說明
1990年法文版序:上帝創造了中國
作者的話
第一封信 致蓬查特蘭大臣暨國務秘書閣下
暹羅—北京之旅
第二封信 致德內穆爾公爵夫人
皇帝接見及北京城見聞
第三封信 致富爾斯登堡主教大人
城市、建築物以及中國最巨大浩繁的工程
第四封信 致克萊西伯爵
關於中國的氣候、土地、運河、河流和水果
第五封信 致外交國務秘書德·托爾西侯爵先生
中華民族的特點，其悠久、傑出之處及優缺點
第六封信 致德布永公爵夫人
有關中國人生活的清潔衛生和雅致奢華
第七封信 致法國第一重臣、大主教蘭斯公爵大人閣下
中國人的語言、文字、書籍和道德
第八封信 致國務秘書德菲利波閣下
關於中國人思想的特點
第九封信 致紅衣主教德斯泰大人
論中國政治及政府
第十封信 致紅衣主教布榮
論中國古今宗教
第十一封信 致國務參事德胡耶先生
論基督教在中國的扎根和發展
第十二封信 致國王的懺悔神父、尊敬的拉雪茲神父
傳教士在中國宣講耶穌教義的方式和新基督徒們的虔誠
第十三封信 致讓松紅衣主教大人
基督教新近在中華帝國全境得到皇帝詔書首肯
第十四封信 致比尼翁院長大人
我們在印度和中國所做觀察的概述

如果把西方漢學的演變歷程分為游記漢學、傳教士漢學和專業漢學三個時期，那麼，傳教士漢學應是其學術和思想發展道路上最重要的一個階段。它不僅與前期的游記漢學相承接，而且它也是西方專業漢學的奠基石，為西方專業漢學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材料和文獻，其研究的方法也直接影響了后來的專業漢學。歐洲著名漢學家許理和認為，對早期在華耶穌會的研究（17和18世紀）是研究中西關系史上一段最令人陶醉的時期。費正清在談到基督新教的研究時曾說，對傳教士漢學的研究是美國漢學研究中最重要和最困難的一個方面。

從1980年代后期，中國學術界重新開始了對傳教士漢學的研究並取得了一些令人欣慰的成果，何高濟等人所譯的《利瑪竇中國札記》，馮承鈞和耿異所譯的《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何高濟和李申和譯的曾德昭的《大中國志》都是十分重要的學術成果。1990年代以來，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和大象出版社合作組織出版的《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來信》、《中國的使臣——卜彌格》等系列叢書循着謝方先生主編的《中外關系史譯叢》的學術路向並進一步集中在早期傳教士漢學上，從而使傳教士漢學著作的翻譯出版向縱深發展。

在研究方面，孟華的《伏爾泰與孔子》、許明龍的《歐洲十八世紀一思路的一個結果。

從早期傳教士漢學的歷史來看，法國耶穌會士的入華是一個重要的事件。這不僅預示着葡萄牙保教權的喪失，在華耶穌會內部國別矛盾的開始，而且自法國傳教士入華后，傳教士漢學在數量和質量上都上了一個很大的台階。李明的書就是這一趨勢開始的一個標志。在法國傳教士入華前，入華傳教士已經在西方出版了一些重要的漢學著作，像曾德昭的《大中國志》，安文思的《中國新史》，金尼格改寫的《天主教進入中國史》，衛匡國的《中國上古史》、《中國新圖》，柏應理等人的《中國哲學家孔子》等，現在我們還不能從總體來評價這些著作，因為從國內學術界來說，對這些著作尚沒有逐一的深入研究。但從筆者本人所能讀到的曾德昭、安文思、金尼格改寫的利瑪竇的著作，以及當時歐洲的一些英文翻譯本著作來看，李明的書與之相比有很多獨到之處。

首先，這本書對清康熙年間的許多重要情況做了較為詳細的介紹。上述著作大都是晚明或清初期的著作，對康熙時期情況的介紹有限，而李明這本書介紹得較為深入。書中多處介紹和描述了傳教士和康熙的談話，如在第二封信中說「在我看來，皇帝是中等以上的身材，比歐洲自炫身材勻稱的普通人稍胖，但比一般中國人希望的稍瘦一點；面龐豐滿，留有患過天花的疤痕。前額寬大，鼻子和眼睛是中國人式的細小的。嘴很美，面孔的下半部長得很好。他的氣色也很好。人們可以發現他的舉止行為中有某種東西使他具有主宰者的氣派，使他與眾不同」。這使歐洲的讀者對中國的皇帝有了一種具體的形象。在第十三封信中，對康熙在1692年批准的禮部關於善待入華傳教士，並允許天主教自由傳教的議奏一事做了很詳細的介紹，這使我們可以根據中文文獻對這一重要的事件做更為深入的研究。也正是通過李明等入華法國傳教士的介紹，康熙的「1692年寬容敕令」在當時的西方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書中有許多細節也很有意思，例如，康熙為了解傳教士的真實想法，曾在傳教士身邊安插了人，每天把其言行向他匯報；又如在康熙平三番之亂時，令南懷仁鑄火炮，但如何將火炮運到前方是個大問題，最后南懷仁采取了先在北京鑄成火炮的部件，然后運到前方組裝的方法解決了這個問題。這些細節書中還有不少，而這些具體生動的歷史細節正是中文文獻中所缺乏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此書可以補清史中文文獻之不足。

其次，對康熙年問的中國天主教情況的介紹也是該書的一個重要特點。從曾德昭的《大中國志》到利瑪竇的《天主教傳入中國史》，早期漢學都始終把中國天主教史作為基本的內容，因為此時的漢學基本上是在傳教學的框架中發展的。但對中國學術界來說，傳教士漢學卻提供給了我們研究明清天主教史的基本文獻和許多重要的細節，這些事實和細節在中文文獻中也很難找到。例如，李明在第十二封信中介紹了他本人在中國傳教的經歷、當時傳教士在中國的分配情況，以及當時中國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他說:「在中國我們擁有非常精心編制的教理書，書中清楚明白地解釋了基督教的全部教義、生命、奇跡、我主的死以及上帝和教會的戒律。我們在書中可以看到對四福音書特別的闡述、有關倫理道德和基督教道德的論著，以及有理有據和眾人皆可參與的論戰；還有一生中不同階段下所要進行的精神上的宗教修行儀式、聖事慣用的祈禱和訓言以及針對學者們的神學，因為我們部分地翻譯了聖托馬斯的《概論》；最后是為教權所譯的聖伊納爵的《修煉》。編制這本書的目的在於使福音傳教的神聖種子四處傳播，大量地開花結果。我們曾經期望擁有彌撒經本的譯文，這是因為我們已經得到准許用中文唱彌撒，我們還期望得到聖經的全譯本。」這使我們了解到當時傳教士們傳教的基本情況。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始終是中國宗教史研究中的薄弱環節，特別是早期傳教士傳教的方法、使用的經文及信徒的信仰等以往的研究不夠，只要對比一下中國佛教史的研究就可以明顯地感受到這一點。一個沒有傳教內容和教徙信仰內容的宗教史總是一種不全面的宗教史，即便是從學術的角度而不是從信仰的角度來看宗教史的研究也是這樣。當然，在傳教士的這些書中有很強的護教和宣教的成分，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從他們的介紹中獲得一些教會史的基本情況。正是基於這種理解，李明的書是育其學術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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