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學是關乎文學作品自身的學問，它主要研究文學作品的存在形態或生成方式。如果說人體解剖學是學習醫學、美術學、體育學等學科的基礎，那麼文本學應當是創作學、閱讀學、欣賞學和批評學等學科的出發點，就這個意義說，文本學可以說是文學理論中的基礎理論。現在人們十分關注當代文學理論的建設與創新，沒有系統的文本學理論作為基礎，我們的文學理論只是一座空中樓閣。站在全球化語境的立場上來思考這個問題，可以發現一個帶有規律性的現象——許多國家都經歷了自身的文本學建設與發展階段。我們一般只看到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與法國結構主義等已經退出了文論舞台，而不大注意到它們作為一股具有共同趨向的文本主義文論思潮，為各自國家文論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學術基礎。它們創建和規范的范疇、概念與術語等，像潮汐裹挾而來的砂石一樣遺留在海灘上，成為文論界交流的常規話語。即或是后來那些批判文本主義文論的西方學者，也不忌諱或回避使用這派文論留下的思想工具。
對比之下，我們的文論進程似乎正在划出一道跳過文本學階段，直接進入「后結構」、「后現代」的軌跡。國內潛心從事文本研究的人並不多，與已經取得了長足進展的其他方面相比，我們的文本學研究幾乎還是空白。文本研究形不成熱點的一個原因，在於這是一項需要沉下心來做的基本建設，沒有「坐得冷板凳，吃得冷豬肉」的自甘寂寞精神，做不了這種相對枯燥、需要點滴積累的工作。國際上的文論話語已經從文學漫延到了文化，在這片廣袤的領域里有的是熱鬧的話題，五光十色的新潮理論散發出擋不住的誘惑；而且，中國也確實需要就許多宏大的話題與國際對話。與國際接軌是一件好事，但討論文論問題和討論其他學科的問題一樣，需要有共同的本學科話語，否則便會南轅北轍不着邊際。倉促上陣容易露出底氣不足，在和文本學修養深厚的西方同行對話時，我們常常苦於無法進行真正有深度的交流(當然西方學者也有對中國了解不夠的問題)。在國內的學術討論中，文本學上的常識錯誤可謂屢見不鮮：「作者」與「敘述者」的界限經常被混淆，「文本」與「故事」這兩個不同概念也動輒混為一談。而且，違背「約定俗成」原則的文本學術語也是層出不窮，只要高興，誰都能自撰或自譯一套文本學術語：「文本」與「本文」，「結構」與「層構」，「視角」與「聚焦」，這些名異而實同的術語泛濫成災，把讀者與編輯弄得眼花繚亂。現在許多人不得不在自己使用的概念后面加注英文，這種做法可以理解，但有將中文降為非標准語言之嫌，令人想起魯迅《故事新編·理水》中諷喻過的「古魯幾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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