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號學簡史

譯序
緒論
第一部分 索緒爾與符號學
第一章 難以說清的波折
一、索緒爾情況：一個嚴肅生命的秘密悲劇（1857-1913）
二、索緒爾現象
第二章 科學設想
第三章 語言的特殊性
第二部分 從語言學到符號——語言學
第一章 路易-葉爾姆斯列夫或抽象進行的具體化方式
一、索緒爾的繼承者
二、語義組合的理論家
三、語言代數學
第二章 從俄國形式主義到布拉格結構主義：普洛普與對於口頭民間故事的研究
一、形式主義與結構主義
二、普洛普的31種功能
第三部分 從符號——語言學到符號學：巴黎符號學派
第一章 《結構語義學》，第一次綜合性研究（1966）
第二章 內容的轉移行程或第二次綜合（1966-1979）
第三章 走向第三次綜合（1980-1991）
結論
參考書目

這本《符號學簡史》，介紹的是法國符號學研究，尤其是「巴黎符號學派」的形成和發展的歷史。譯者願意借這本簡史的出版，扼要地介紹一下符號學在法國的研究狀況，以有助於讀者對書中相關內容的理解。

一

法國的符號學研究，萌生於20世紀上半葉，但其得到真正意義上的發展，還是在20世紀60年代和以後的時間。它的發展，得益於多種學科在20世紀獲得的重大進步。這當中，語言學、人類學和現象學是其三個主要的淵源。

1、現代語言學是符號學獲得理論構架和研究方法的主要依據。第一次把對符號的研究當作一門新學科提出的，是瑞士語言學家F·索緒爾（1857—1913）。他在其對現代語言學產生深遠影響的《普通語言學教程》一書中預言，將有一門專門研究「符號系統」的學科出現，並為其做了初始的理論准備。他的繼承者丹麥語言學家葉爾姆斯列夫（1899—1965）通過其《語言學理論導論》和《語言學論集》兩本著述，為後來的結構語義學的建立奠定了認識論基礎。他關於口語性故事的表達與內容的划分並進而為每一個方面區分出實體與形式的主張，為從科學理論上確立內容的形式描述提供了理論根據。法國語言學家邦維尼斯特（1902—1976）有關「陳述活動語言學」的研究成果，使得符號學借助於敘述主體的陳述來掌握意義成為可能，從而形成了話語符號學的概念和研究方法，因此也就使符號學更靠近了言語活動的實際情況。

2、文化人類學為符號學提供了部分研究對象。由於文化人類學與符號學都關心話語中影響個體言語的文化習慣（風俗、習慣、沉淀在集體的言語活動實踐中的動因等），所以它們在這些方面多有交叉。而對於主導話語的跨文化形式即敘事文形式的規律性研究，早在符號學介入之前就由文化人類學家們開始了，當然，這種研究也首先得益於語言學的理論啟發。馬塞·莫斯（1872—1950）是這種研究的開拓者，他1925年出版的《論贈品，古代交換形式》一書，系統地論述了價值物品與財富在社會的循環中的相互關系。列維—斯特勞斯（1908一）在1950年發表的《莫斯著述導論》一文中指出，莫斯的研究是「一種超越經驗觀察並達到深層真實的努力」，從此，「社會性變成了一種系統，而在這個系統的各個部分之間，我們可以看到餃接、等值和蘊涵關系」。列維—斯特勞斯本人也在這方面有過非常出色的分析實踐。迪梅齊（1898—1986）在《神話與史詩》中以相近的術語解釋了印歐宗教中眾神的「三種等級功能的意識形態」。於是，一種總的結構，在不考慮個別的情況下出現了，而在這種結構中，特殊的問題也在其中找到了它們的准確位置。顯然，這種原理，與符號學在話語中的研究極為相似。羅蘭·巴特在20世紀50年代開始的社會神話研究和繼而進行的敘事文的結構研究，使我們對文化人類學與符號學的關系有了進一步了解，他寫到：「世界范圍內的敘事文就太多了」（《敘事文的結構分析導論》）。俄國形式主義文論家普洛普（1895—1970）於1928年出版的《民間故事形態學》，於60年代初被翻譯成法文在法國出版，極大地推動了符號學的研究，格雷瑪斯（1917—1992）就在其基礎上深入而又全面地研究了敘事語法，提出了完整的既可用於文學敘事文又可用於社會敘事文的符號學理論。因此，在方法論方面，人們經常把符號學與結構人類學和比較神話學聯系在一起，也就不足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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