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本書主要刊登了馬克斯‧韋伯的兩篇著名的演講,《以學術為業》和《以政治為業》。研究韋伯者,無一不深知這兩篇演說的重要性。因為它們不但濃縮著韋伯學術思想的精華,也由于他作為當時一名“精神貴族”式的德國知識界領袖,對其身邊的思潮做出了十分個性化的回應,這是從韋伯其他學術著作中難得一見的。

韋伯(Max Weber1864-1920)德國學者,與馬克思,涂爾干齊名,並列為現代社會學的奠基者,歷任柏林,弗萊堡及海德堡等大學的教授。一生著述甚多,以《宗教社會學論文集》及《經濟與社會》等最為重要。
 

目錄

時代中的韋伯——代譯序
以學術為業
1.學術生涯的外部環境
2.學術工作中的機遇和靈感
3.理智化的過程
4.科學不涉及終極關懷
5.學術與政治
6.價值的多元性
7.教師不應是領袖
8.科學對信仰所能做的貢獻
譯注
政治為業
1.政治的定義
2.支配權的類型
3.近代國家和職業政治家的出現
4.以政治為業的方式
5.專業官吏的興起
6.職業政治家的來源
7.新聞工作的地位
8.政黨的經營
9.英、美、德三國的政黨
10.德國職業政治家的現狀
11.以政治為業的含義
12.政治和道德的關系
譯 注
附錄一︰馬克斯 韋伯的科學觀
附錄二︰科學職業
附錄三科學中的革命
附錄四︰社會學、學術及世界觀之形成
附錄五︰探討馬克斯 韋伯
譯名對照表
 

“一個人得確信,即使這個世界在他看來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為之獻身,他仍能無悔無怨;盡管面對這樣的局面,他仍能夠說︰‘等著瞧吧!’只有做到了這一步,才能說他听到了政治的‘召喚’。”

這段話,也就是韋伯在“以政治為業”的演說中用作收尾的文字。把譯文的最後一字寫下,對照這些年來國內聒噪一時的“後現代”思潮,不免想到,由“現代性”所引起的痛苦,實在不是像許多人所說的那樣,是從五六十年代才開始的。像二元對立、理性的乖張、真理的普適性等等,也實在不是被德里達等人的“解構主義”摧垮的。韋伯在1919年向慕尼黑一批青年學子發表的兩篇演說——“以學術為業”和“以政治為業”—再明確不過地顯示,雖然作為一種理論形態的“後現代主義”在本世紀初尚未產生,它的問題其時卻已畢露無遺了;這些問題,盡管還沒有賦予當時的思想家們勇氣去建立既往價值秩序的消解體系,卻也已經給一些心智敏感的人帶來極大的麻煩。

科林伍德嘗言︰“‘科學知識’無不含有歷史的因素”。記得當年讀這兩篇演說,幾頁看下來便深深入迷,想來主要是出于兩個原因,其一自然是韋伯本人學識淵博的魅力,用他的姨表弟Ot-to Baumgarten的話說,那是演說者“長期吟詠斟酌的思考,以爆炸性力量當場成篇”造成的效果(不過我們現在看到的,並不是演說的如實記錄,而是經過韋伯本人據速記稿修改後發表的文字),相信每個對學術和社會有著雙重關切的人,對此都會有所感受的。原因之二包含在科林伍德那句話里,說起來就復雜一些。韋伯這兩次演說的時間,也正是七十多年前我們的現代化先驅們大力鼓噪科學與民主的時代。將韋伯及其同代學人當年的所思,同中國“五四”時代前後的思想主流作一比較,不免會令我們感到幾分尷尬。若從嚴復譯述《天演論》算起,到“五四”運動這段時間,可以說是中國吸收西方觀念的“軸心時代”。當時非西方的知識受眾面對歐洲的強勢文化,既已幾乎喪失了“說不”的能力,那麼這種強勢文化的思想質量如何,是否有利于“邊緣地帶”順利進行社會和價值重組,應是個極要緊的問題。對照今日的“國際機遇”,我們大概不會漠視這個認識角度的重要性。從這個意義上看韋伯的演說,除了可讓我們再次領略他的思想魅力外,另外一項可能的收益,便是對我們進入現代世界的歷程,加深一份域外思想背景的了解——至少就韋伯提供的這個背景而言,我們實在不敢說,那是處在有利于“自由與繁榮”並生的狀態。

韋伯生活的年代,從許多方面看,我們一定不會感到陌生。它的最為直觀的特征,用一句今天的習語來概括,即“經濟的騰飛”。1870年普法戰爭之後,德國在“鐵血宰相”俾斯麥治下,奇跡般地迅速完成了工業化過程。韋伯從自己的童年開始,一直親身經歷著德國的經濟如何趕超英法,終于在兩個世紀之交成為第二號世界經濟強國(僅次于美國)的過程。這種以國家主義的方式振興民族經濟的政策,導致了一系列相互矛盾的“德國特色”,它一方面嚴厲壓制社會主義運動,同時又走在歐洲各國的最前列,實行了一系列的社會保障制度。由于工商業的迅速發展,以“數目字化的管理”為特征的工具理性,成了社會生活的通則。在政治領域,俾斯麥奉行的是權威先于議會辯論的治國原則,使得德國的議會政治徒有其名,而高效率的官僚組織卻迅速膨脹。在市民社會的層面,到處可見庸俗享樂主義的泛濫。用舍勒(Max Scheler)當年十分刻薄的話說,一方面是“官式文化群氓的支配範疇”,另一方面則是“市民趣味的、下意識的奴化形式”。在那時的許多思想家看來,信念的頹敗或許還在其次,更為嚴重的是思想本身也喪失了自信,它已沒有勇氣去說明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為什麼還有意義了。浪漫派詩人格奧爾格(steranGeorge,1868—1933,他與韋伯二人,被當時許多人視為分屬于“文人”和學者圈中具有“超凡魅力”的領袖人物,兩人之間也維持過一段心理上十分矛盾的私人友情)的一段話,在我們讀來,既是歷史久遠的人類懷舊情結的又一次發作,也可使我們聯想到某些國人對“五六十年代”的懷念,那是追求“精神高尚,,者,對于物欲膨脹現象的必然反映︰“若把現代和歷史做一比較,可從提供豐富、舒適安定的現代經濟的社會關系加以考察。在听到人們把這些稱為人類進步的同時,這種社會關系卻犧牲了人類的精神價值,把所有的尊貴和美都犧牲了。人類的計算能力得到了相當的培養,有了很大的發展,但人類深刻的力量卻被這種社會關系所吞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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