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見大後方影劇明星

總序
《又見大后方影劇明星》序
六個《放下你的鞭子》的故事
拍攝《八路軍平型關大捷》的羅及之
好人余克稷與始吼劇社
白楊在抗日大后方
《塞上風去》從話劇到電影
抗戰血泊中的一朵奇花
說不完的《屈原》
輕動重慶第一《家》
美麗多難的秦怡
國泰大院與中華劇藝社
話說抗建堂
沖不垮、砸不爛的《升官圖》
抗日大后方戲劇永垂青史——代編后記

我本報人，自1946年起在無錫一家民營報紙當訊得。在那「戡亂」年月里，若是公然擁護共產黨，反對國民黨，時不隔夜，就會「自行」失蹤。不過，當記者小自由還是有一點的。比如報道一些戲劇、電影的活動，對田漢、洪深、陽翰笙、白楊、趙丹、吳茵、秦怡等影劇名人作些專訪特寫，發表影劇評論等等。就這樣，我在兩年多的時間內，寫下一百多萬字，除了登在我所在的《人報》外，還發表在上海《大公報》、《新民報》、《聯合晚報》以及《展望》周刊、《時與文》雜志等進步報刊上。這時期，我一方面是擔驚害怕，一方面也自得其樂。因為文字成了印刷品，影響擴大了，又結識了不少影劇界著名人士。文章寫得多，自己也有了名氣。1949年無錫剛解放，軍管會贊揚我是進步文化人，安排我為蘇南文協籌備委員。

1949年7月，在解放大西南號召下，我參加了西南服務團文藝大隊，成為革命戰士。入伍不幾天，聽一位領導人講話：「你們有些人向國民黨爭民主要自由是好的，參加革命后，你們要的那些自由、民主，也許比以前還要少些。」當時聽了還不大理解，以后確實有了體會。

到重慶后，我這個以賣文為生的自由撰稿人，很想在重慶報刊上寫文章。單位領導通知我不能隨便投稿，尤其是寫蔣管區以往的人和事，現在難以分辨是非。就是給《新華日報》寫稿，也要經過審查認可，蓋上單位公章才准送出去。

更大的不愉快還在后面。那時全國第一次文代會已經在建國前夕的北平開過，郭沫若、茅盾等在會上講話，為強調向解放區學習，都采用了蔣管區文藝「右傾」之說，我欽仰了多年的大后方抗戰戲劇業績好像不是那麼輝煌了。1953年我到北京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參加修改劇本《四十年的願望》，洪深先生是這個戲的導演。我和這位中國話劇奠基人解放前就相識，因寫稿關系常有通信往來。現在因為洪先生是黨外人士，我被告知對他只是團結、尊重，同坐在一起討論劇本，不提舊事，好像從不相識。與此同時，白楊、趙丹因為引F演《屈原》到了北京，他們和我同住在「青藝」吳雪院長的樓上。那時候知識分子者阝強調要改造自己，非工農出身的、從蔣管區過來的文藝界知識分子更加強調改造，在社會交往上少跟舊識來往。因為抗日大后方文藝「右傾」，當年在戲劇戰線上爭自由、要民主的斗爭也失去光彩，甚至於還有問題。因此，我和白楊、趙丹在樓上常擦肩而過，裝作並不相識。但是這種「右傾」之說，把蔣管區過來的文化人之間的人際關系弄得這樣冷淡，我的心中是不以為然的。

1951年，我學習戲劇創作剛剛稍有成就，卻因為沒有當好「馴服工具」， 「墮落」為「右派」。不幸中的大幸是留在單位當清潔工、守收發室，還兼管圖書、資料。我勞動之余，趁管理圖書資料的機會，研究抗日大后方戲劇，通宵達旦，卻樂此不疲。 「反右」以后，文化不值錢了，許多下去勞改的「右派」把大量書刊賣掉，許多抗戰戲劇書刊，便宜到幾乎是論斤收購，我買了不少。好在抗戰文藝雖有「右傾」之說，還沒有像「文革」中成為「反革命文藝黑線」。我愈讀這些圖書資料，愈引起我研究抗戰戲劇的興趣，再加上我在學校讀書時就對抗戰戲劇情有獨鍾，就愈發感到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來領導下的大后方戲劇，創造了我國話劇最輝煌時期。我的「右派」帽子摘掉后，在不用真名條件下允許我發表文章。1961年前后，我在報刊上發表了十幾篇介紹抗戰戲劇的文章，到了大革文化的命時期，換來了「反革命文藝別動隊吹鼓手」的罪名。重新寫不完的交待，受不完的批判。

「四人幫」倒台，錯划「右派」得以改正。我的生命重新恢復了驚人的活力，每天工作在16小時以上。我奔走南北，重新與陽翰笙、白楊、吳茵、呂恩、周峰、石羽、秦怡等取得聯系，又結識了夏衍、曹禺、吳祖光、鳳子、劉厚生、張瑞芳和孩子劇團諸同志，從他們口中印證補充了許多抗戰戲劇資料，得到一些劇照和圖片。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往日極左的尺子不能：再作衡量事物的標准，我積幾十年研究抗戰戲劇所得，寫出了上百萬字的史料與論著，科學地以事實、數據、觀眾反映、社會效果為根據，論證了抗日大后方話劇創造了中國話劇的黃金時代。人們紛紛稱贊我是「研究抗戰戲劇歷史的有心人」 。

足矣！我尚有何求。

這本《又見大后方影劇明星》就是本着這種精神而作。讓年輕的或者新來重慶的讀者，對抗日大后方的戲劇電影的歷史，增添一分了解；對老重慶來講，有助於舊事重憶，舊地重游。

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