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符號學導論

序

符號的思維（一）︰言
符號的思維（二）︰象
符號的思維（三）︰數
符號的思維（四）︰字
象的文化符號學
漢語文化學的歷程
語言美學的探索
語文意義的詮釋

2003年，中國文化書院、北京大學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所、北京國林風集團和北京國林風圖書中心聯合舉辦了“第六屆蔡元培學術講座”和“第七屆湯用彤學術講座”。我們邀請了台灣佛光人文社會學院龔鵬程教授作為主講教授。龔教授以《言、象、數、學︰中國古代文明的符號與思維》和《由看象的文化符號學》為題作了兩次講演。《文化符號學導論》是他在兩次講演基礎上寫成的。

我和龔鵬程教授認識已多年，我不記得我們的初次會面在那一年。但1989年5月初中國文化書院在北京舉辦“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龔鵬程教授從台灣趕到北京參加了會議，並送給我他的《傳統‧現代‧未來——五四後文化的反思》一書，也許那就是我們初次見面吧!自此以後，我們見面的機會就很多，有時在北京，有時在台北。在上世紀90年代，西方解釋學和符號學都在我國有很大影響。我在考慮“中國解釋學問題”時，也常常想到是否可以研究一下“中國文化中的符號問題”。恰好手頭有一本龔鵬程教授送給我的《文化符號學》(台灣學生書局出版)，讀後很有收獲。于是，我就決定請龔鵬程教授來北大作有關“符號學”的講演。

關于“中國解釋學問題”，我寫了幾篇文章，但對“符號學問題”，我只是在幾次會議上提出，它也應是我們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我為什麼會想到這個問題，主要是由于我對《周易》中的“象”很感興趣。這也是從張岱年先生的一篇文章受到啟發的，他在《中國知論大要》中說︰“《易傳》亦認為言不能盡意，但以為可有補救之方，即可用符號表示言所不能表達之意︰可以立‘象’以濟言之不足。《易傳》雲︰‘子日︰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全集》第一卷，第122頁)“書’’(字)和“言’’當然都是符號，但“象”或是一種特殊的符號，言不能盡意者，可“立象以盡意”。所以我總想對《周易》的“象”做些研究，但知識不夠，無能為力。由此，我聯想到“河圖”、“洛書”等均為符號，應均有特殊之意義。後道教又有各種“圖”、“符”、“策”等等均為符號，似都可研究。但對這些“符號”似乎研究者甚少。如果我們對中國文化中的各種符號及其相互關系進行一個系統的研究，是否可以創建“中國符號學”呢?我想是可能的。在我看了龔鵬程教授這本《文化符號學導論》，就覺得他已經在建構著“中國符號學”，因此我認為把書名改為《中國文化符號學導論》更好。

我有一個想法，當今中國思想文化面對西方思想文化似乎類同在我國受到印度佛教思想文化影響的隋唐之始的階段。那時，正是中國思想文化逐漸消化印度佛教思想文化之後，而開始形成若干中國化的佛教宗派，如以《法華經》為基礎的天台宗，以《華嚴經》為基礎的華嚴宗，先是以《楞伽經》後以《金剛經》為基礎的禪宗，先後出現。西方思想文化傳入中國已幾百年的歷史，現在已是走出“中西古今”之爭的時候了，我們應該像在隋唐時期消化佛教思想文化那樣，在充分吸收西方思想文化的基礎上，創建若干中國化的現象學、解釋學、符號學以及馬克思主義、實用主義等等，等等，使中國思想文化實現又一次新的飛躍。正如羅素在《中西文明比較》中所說︰“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過去已經多次證明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里程碑。希臘學習埃及，羅馬借鑒希臘，阿拉伯參照羅馬帝國，中世紀的歐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藝復興的歐洲又仿效拜佔庭帝國。在許多這種交流中，作為‘學生’的落後國學最終是超過作為老師的先進國學，那麼中國也會超過他們的老師的。”(見于《一個自由人的崇拜》，羅素著，胡品清譯，時代文藝出版社，1988年)。近幾個世紀，中國一直是一個落後的國家，因此我們一直做學生，在諸多方面向先進國家學習。時至21世紀的今天，也許可以說中華民族正處在民族復興的前夜，因此我們應該在學習西方和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創造適應當前中國和世界新形勢的中國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