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與後現代性

代序:翻譯的文化政治
第一編
譯者的任務
巴別塔
“結論”:瓦爾特‧本雅明的“譯者的任務”
翻譯的猙獰——瓦爾特‧本雅明的“譯者的任務”
圍繞巴別塔的爭論
第二編
翻譯與哲學
翻譯的延異
翻譯、後結構主義與權力
翻譯的語言方面
什麼是“確切的”翻譯？
翻譯的神學
翻譯、共性、烏托邦
第三編
翻譯的政治
關于翻譯的問答:游移
馬哈斯三塔‧德維《想像的地圖》:譯者序跋
全球市場上的翻譯
熱爾曼娜‧德‧斯塔爾和加利亞特里‧斯皮瓦克:文化掮客
語言的切換；北/南的東/西
第四編
作為闡釋的翻譯
作為語際間闡釋的翻譯
性別與翻譯的種種隱喻
寫作、闡解與控制意義的權力斗爭:來自卡夫卡、博爾赫斯和科茲蘭尼的景象
巴爾干的巴別塔:翻譯區，軍事區
附錄:翻譯研究的名和實

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在其《歷史》中講了兩個傳奇故事。一個故事說埃及的兩個女祭司（priestess）被腓尼基人綁架，分別被賣到利比亞和希臘。開始時當地人把她們當成唧唧喳喳的黑鴿子，因為她們是黑皮膚，講一口陌生的語言，听起來像是“鳥叫”。後來她們學會了希臘語和利比亞語，並利用這兩種語言把她們在埃及廟里掌握的祭祀儀式用當地語言傳給了當地人。顯然，語言在此成了傳播宗教信仰的主要工具，而傳播的過程無非就是從埃及語向希臘語和利比亞語的翻譯。

另一個故事講埃及的12個國王簽訂和約，決定和平相處。一次，他們按慣例來到赫菲斯托斯神廟（Hephaestus）舉行祭祀活動。活動的最後一天是用金杯祭酒。但是主持祭酒儀式的祭司算術不好，少拿了一個金杯，所以，當酒倒到最後一個國王即薩姆提克（Psammetichus）時，酒杯沒有了，這位國王急中生智，摘下黃銅頭盔權當酒杯。在其他國王眼里，這觸犯了神靈，于是就請求神諭，要求給他處罰。神諭說，用銅器盛酒的人以後必獨得天下。他因此遭到其他國王的嫉恨，被剝奪了權力，流放到沼澤地，不允許再回到埃及。在沼澤地，他伺機報仇，于是派人請求神諭。神諭說，幫助他報復的人必從海上來。不久，他得到了從海上來的愛奧尼亞人（Ionians）和卡里亞人（Carians）人的幫助，打敗了另外11個國王，成了埃及的唯一統治者。為了報答他們，國王就把尼羅河兩岸的兩塊土地封給了愛奧尼亞人和卡里亞人。接著，他又派埃及男童到這兩個地方學習希臘語。一般認為，這是埃及學習外語和培養翻譯的開端。

這兩個故事都發生在公元前5世紀中葉，比西方翻譯理論之父西塞羅約早400年。但故事的引申意義卻已經包含了自西塞羅以來西方翻譯理論的幾乎全部發展脈絡，甚至預示了當代西方翻譯理論研究的主要課題。這就是說，如果從翻譯理論和解釋學的角度來闡釋這兩個故事，我們就可以同時既把它們置于跨文化交際的語境，又可以置于地緣政治的語境，甚至置于地緣解釋學的語境。

翻譯中的差異和同一性

任何翻譯都必然出于跨文化交流的需要。翻譯的過程就是要把“唧唧喳喳的鳥叫聲”變成讓人理解的“人語”，就是要讓講不同語言的民族達到溝通，這就使上面兩個傳奇故事具有了《聖經》中巴別塔的故事的意義。只不過巴別塔的故事把翻譯的跨文化交流價值追溯到語言之初，不僅表明翻譯的必要性，而且說明了翻譯的完整建構是極其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何以如此呢？這是因為翻譯本身就是一種差異游戲，是在自我與他者、同一性與位移之間的一種差異游戲。拘句話說，翻譯是從同一性向他者的轉換，是從一個對立條件向另一個對立條件的過渡，而過渡的目的不是“為了看到對立被抹除，而是要看到究竟是什麼表示一個條件必須作為另一個條件的延異而出現，作為同一性經濟中被延宕的不同他者而出現”。

翻譯中的轉換既然是一種差異游戲，那麼它轉折的就絕不是意義的整體，而只是意義的碎片，是這些碎片的拼貼或重組。在翻譯中，語言不過是引導代理者/譯者的一條重要線索；語言利用自身的修辭性進行一種增補、播撒、顛覆、延異和蹤跡。這是德里達論說的場所，是他思想的發源，也是他給翻譯劃定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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