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一種文化的語言來闡明另一種文化中所謂的真理，而且不改模走樣，乃是當今世界上知識分子所面臨的主要難題。無論這兩種文化的屬性是科學性的或是大眾性的，政治性的或是知識性的，東方的或是西方的，你的或是我的，人們總難擺脫一個如何去理解的問題。我們是否能創造出「現代」的真理標准，使它既帶有普遍的世界意義而又能被各自視獨立的社團所接受？這就取決於我們是否能用一種文化的語言來解釋這些新「真理」，而且使它們能被另一種文化所接受。
本書正是此種嘗試，試圖來解釋為什麽錢穆先生這樣一位現代知識分子能篤信某些真理並且畢生致力於傳播這些真理。從早年起，錢穆先生就面臨著這樣一個文化相對論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就如對所有的中國知識分子一樣，是由西方政治、經濟擴張強加在身的。可是錢穆與一些傾向西方啟蒙並控棄中國傳統文化的人不同，在過去的七十年中，他堅持不懈地發揚振興中國的傳統價值。錢穆的「對立面」既不是文化的過去，也並非「現代的」今天；被錢穆認為與中國現實格格不入的乃是西方文化所頌揚的真理標准。
不難理解，西方人士往往熱衷於研究於研究中國的「啟蒙運動」思想家及其追隨者為創立新真理標准而作出的奮斗，而他們的奮斗並不僅是為了知識分子，而是為了全體中國人民。然而，像錢穆那樣能看到傳統價值與現代問題之間關聯的知識分子也同樣為此作出了努力。他們並不一味地依戀傳統，而是在深思反省之後，看到某些中國傳統價值仍然能使中國文化獨樹一幟而不同於西方文化，就錢穆而言，在他的教學實踐中，他看到傳統文化價值能在政治和經濟大變動中仍然得到傳播，從而鞏固加深了他對這些價值的信仰和理解。我希望能通過一種對比來解釋錢穆對中國傳統價值的信仰和理解，即把他在回憶錄中對文化傳播的看法和我對當時環境的再認識相對照。
事實上，本書所描述的有兩個七房橋。一個是錢穆本人的，是他多年來思索反省的結果。這在他的回憶錄《八十憶雙親》中有所記載。這個七房橋的世界與錢穆所希望傳播的價值是不可分隔的。第二個七房橋世界是我對歷史的一個重建。它基於從報紙，家史，碑帖，宗譜等文件中取得的證實，也基於實地考查，采訪和社會調查。這個七房橋的世界是西方歷史學理論和方法運用到錢穆家鄉研究的產物。也許，它只是我個人主觀的，然而我希望它同樣帶有一定的客觀現實性。如果這一想法也適用於錢穆本人的世界，那麽我們就可能達到第三個七房橋世界:一個重要的有共同點的源泉，一個真正的七房橋世界。
在本書中我力圖讓錢穆先生直抒己見。在對待西方啟蒙思想與中國的關系的態度上，錢穆那一代人被分成幾派，而錢穆則被認為是「文化保守派」。他與當時學術界西方化了的領袖人物之間的分歧是眾所周知的。他的學術思想被認為是宋明理學派，對當代新儒家有很大的影響。他曾與反共反蘇人士有所交往，而被封為反共人士。然而，錢穆的一生言行都證明了對他戴帽貼標簽之荒唐。錢穆基本上是一個古老文化的產兒。他生長在中國社會最動亂的年代，然而他也經歷了那個文化中最豐富多彩的生活。我想重建的正是錢穆的這種經歷，而不是他本人的思想觀點以及這些觀點的形成。如果一書要強調一個觀點的話，那就是我將考慮到那種重建與有關中國文化延續性的廣泛問題之間的關聯，並希望能以一種超越其文化本身的語言來理解它。
鄧爾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