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文字研究領域中匯字成書，最早是漢代許慎的《說文解字》，後來研究者，或學習篆書、篆刻者，無不以之為基準。元吾丘衍在《三十五舉》中說︰“凡習篆，《說文》為根本，能通《說文》則寫不差。”但《說文》系小篆，與漢印文字又略有差別，故朱簡曾指出︰“許氏《說文》為習篆要書，然字畫全非漢法。”因漢代篆書與漢印文字形多方或扁，筆畫平勻填滿，與小篆長方形、結字筆畫多上束下疏，兩者各有差別，由此形成了兩種篆書體的不同特點。故明清以降，研習古文字學者與研習篆書篆刻者，分道揚鑣，各有深入，同時又互相借鑒。尤其是清代以後，古文字資料不斷發現，古文字學者在過去的基礎上訂正、擴充、闡釋，取得了更為突出的成果。如清代文字學家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駿聲等人，花了大半生的精力，研究《說文解字》，遵循從形、音、義互求的原則，取得了超越前代的成就。
因為受到《說文》的啟示，在篆刻領域內，也出現了仿《說文》體例而編撰的歷代印章使用文字的專輯，如明末印人朱簡收集漢魏印章的繆篆而成《印書》。清初有閔齊編輯各種篆書體而成《六書通》，中期有袁日省編撰《漢印韻》，後有謝景卿續編。（民國孟昭鴻續以三集，近人羅福頤有《漢印文字征》。）尤其到了清代後期，金石學興盛，匯集新出土的古文字，整理匯編而成新著的更多。如吳大激編撰的《說文古籀補》，收鼎彝拓片文字3500余字，並指出《說文》中的古文“實多訛偽之形”。民國時又有丁佛言編撰《說文古籀補補》，強運開有《說文古籀三補》等等。每種字書的增補，又都增添一些常用字。本世紀初葉，安陽殷墟甲骨文字的發現，古文字學家有幸見到了許慎等未曾見到的殷代文字，這不僅增加了許多《說文》所無之字，且在考釋中也糾正了《說文》中的謬誤之說。爾後，隨著新出土的銘文、刻字、簡帛盟書等，又增加了許多新字。尤其是近數十年來，有的古文字學家或印人，相繼編撰了各種專門的字形字典，其學術水平更超越前代，如容庚編著的《金文編》、羅福頤編著的《古璽文編》、徐中舒編著的《甲骨文字典》、郭若愚編著的《戰國楚簡文字編》、張守中編著的《倉山楚簡文字編》等。每種新的字書出版，都使每種書體增加了許多新的資料，這給學習者與研究者檢索文字帶來不少方便。
時代在前進，事物在發展，在實用性的文字領域也同樣存在著這種情況。古代有許多文字，在今天已不適用或不用了，與此同時，由于實際需要，又產生了許多經常使用的新字，在篆體文字中也同樣存在這種現象。尤其是到了今天，有不少新通用的字，在古代篆體中並不存在，于是篆書家或篆刻家們，只得尋求接近這種篆體之字來代用或假借，或就按同一篆體之偏旁拼湊成一個新字。明清有人認為︰“文須考訂一體，不可秦篆雜漢唐，如各朝印，當宗各朝之體，不可混雜其文，改更其篆。”（清‧許容《說篆》）但事實上，我們考察一下明清乃至近現代許多有名的篆刻家，在他們遺存的印譜中，多數印是遵從這一原則的，但也不難發現有少數印之中，有秦漢並存或拼湊偏旁而成的新字，也有大小篆借用等現象，但他們借用或拼湊，都能根據印章章法的需要，使之在結字和筆法上熔化成一體，而不覺有生搬硬套的不成熟，不統一諧調的“夾生飯”。初見這種字，頗覺新奇，甚至是“刺眼”，然見多了，久而久之，這似乎也成了約定俗成的新字，也不以為“怪”了。個人認為“造”這種“新”字，一定要采取嚴肅的態度，不可輕舉妄“創”，要盡可能地假借或拼湊得合情合理，使之有一定的根據，讓讀者易識易認。在結字、筆法上，要能與全印其他字統一協調、水乳交融、如出一體，若草率從事，那就很難得到專家與讀者的認同了。
《金文編》、《古璽文編》、《甲骨文字典》等這一類字典專收某一類器物文字的多，專門性的多，且冊厚體重的多，而普及性的較少，對篆體文字綜合編排的較少，兼顧到現行通用字的較少。雖見書肆上有重印舊時流行的《古籀匯編》、《金石大字典》等，然取材真偽雜陳，更建國後新出土和研究的新資料，難以滿足今天讀者的需要。為此我們曾編選出版過一本《篆刻常用字字典》，它匯集小篆、摹印、簡文、璽文、金文、甲骨諸種字體的常用字，以便攜帶和檢用。此字典自初版發行以來，已連續重印了13次。行銷遍及國內各省、市、自治區，甚至還遠銷日、韓、新、馬、泰等國，深受國內外篆刻愛好者喜愛，他們之中曾有來信，除好評外，尚多建議應照顧初學摹印者方便，提出能出版“篆刻常用反字字典”之建議。出版社與編輯同仁亦覺此舉更可滿足初學者由易到難、循序漸進達到篆刻佳境的客觀要求，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此乃順應民心之事，何樂不為!
二00五年六月于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