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蘭·昆德拉傳(插圖珍藏本)

昆德拉曾寫過一些相當不錯的詩歌，曾熱烈謳歌和追隨過新制度，曾畫過畫，研究過音樂，曾在藝術領域四處摸索、東奔西突，終於在而立之年寫下第一個短篇小說，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從此走上小說創作道路。他斷斷續續寫的《可笑的愛》中的十來個短篇屬於那種極為機智又十分好讀的小說，表面上看都是些情愛故事或干脆就是情愛游戲，實際上卻有著對人生、對世界的精細的思考。還有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玩笑》。一個好笑但更可悲的愛情故事，「一首關於靈與肉分裂的傷感的二重奏」，有著絕妙的構思和相當的深度，算得上他所有小說中最像小說的小說。小說中有關世界是個羅網的思考成功地反映出了人類的某種基本境況。盧德維克和露茜婭那兩個人物也飽滿，立體，神秘，有吸引力。按理說，昆德拉的藝術價值在他的這兩部處女作中已經清楚顯現。

然而，「布拉格之春」偏偏就在那時發生，俄國人的坦克偏偏就在那時駛入了捷克的土地，而昆德拉偏偏又是「布拉格之春」的急先鋒。在此背景下，昆德拉的的、說很快被譯成許多西方文字，他本人也似乎在一夜之間就獲得了巨大的聲名。只不過這聲名建立在一種誤解和代價之上：他被當做了「純粹出於義憤或在暴行的刺激下憤而執筆寫作的社會反抗作家」。他的小說也因此自然而然地被簡單地划入政治小說一類。作為一個真正有文學野心和藝術追求的的小說家，昆德拉感到了其中的危險和尷尬。記得多年前我在美國訪問時，曾看過根據他的小說《難以承受的存在之輕》改編的電影，重心幾乎都放在了對入侵者的抗議上，意識形態色彩很濃，原作中許多藝術性和思想性的成分所剩無幾。這典型地反映出西方某些讀者對昆德拉的一種狹隘理解。

這實際上也是小說面臨的一種尷尬。這種尷尬時時刻刻都在發生，許多中國的和外國的作家都已經遭遇或正在遭遇。這涉及到讀者的習慣性思維、對文學的理解以及社會和時代的影響等諸多因素。大多數作家態度坦然，相信作品自會說明一切，照樣埋頭寫自己的東西。但昆德拉卻顯然把這種尷尬提升到了事關作家尊嚴和地位的嚴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