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以智晚節考》初版刊於1972年。十四年來有關密之生平之新史料層出不窮，每睹有可以是正原書之疏誤者輒記而存之。積久則連綴成篇，以補前愆，先後共得三篇，凡七萬言，幾與舊考相埒。傳世文獻之與密之晚節最有關系者大約已止於此，故此一問題之研究已可告一段落。茲匯合新得舊考於一編，勒為定本。至舊考之誤則不加改正，以見先後論斷因資料不同而變遷之過程。又舊本附錄收有「晚年詩文輯軼」與「重要參考資料」兩項，約兩萬言。新版「附錄」部分增添不止兩倍。《青原山志略》中保存密之晚年詩文語錄逾兩萬字，余皆一一輯出，以備研治密之思想者之參考。《志略》在中國大陸或非難得之書，然在海外頗不易覯。以余所知，僅巴黎與美國普林斯頓各藏一本而已。「重要參考資料」項內增補方中通《陪詩》選抄六十五首，多附有自注，皆有關密之晚節之第一手資料，最為可貴。此一部分材料乃汪世清先生由孤本中恭楷錄出。去年6月間汪先生游美，承以影印本三十二頁相贈，至可感也。又初版附錄詩文皆未經細校，不免訛誤。此次增訂余曾通體校閱數過，並施以現代標點，所費日力不少。密之文字不易通讀，故斷句不能必保無誤，但期少誤而已。讀者若加引用，尚須仔細斟酌也。
《晚節考》初版雖疏略，亦稍有創辟之功。近數年來大陸學人考論密之晚年事跡者皆以此書為諍議之對象，而尤集矢於《死節考》一節。蓋余初考密之自沉惶恐灘事，雖頗闡幽抉微，而苦無顯證，則宜乎啟人之疑竇也。此案經往返辯難，其讞終定。然定案之功則絕非余所敢獨擅也。倘非大陸學人搜羅文獻之勤與夫質疑獻難之勇，余又烏從而得見如許佳證乎?學術進步必不能無諍議，即此可見。
余考密之晚節先後十有余年，於死節一端且論之至再至三，必窮其原委而後已。然余非有所謂考據癖也，亦非僅為密之個人爭名節也。蓋佘筆下所及雖限於一人之事，而目光所注則在明清之際文化動態之整體。密之死於病抑死於自沉，在彼個人生命史上固屬大事，在文化史上則關系尤為重大。以明遺民而言，密之自沉惶恐灘乃一具有典型意義之事件，故於當時士大夫文化中之價值觀念、道德意識、政治信仰，以至家族倫理皆一一有所昭示。塗爾干（Emile
Durkheim）論《自殺》（SLficide：A Stuciy in
Sociology），視之為「個人良知」之呈露，並推斷其淵源於社會之「集體良知」。密之自沉亦未嘗不可本是觀之。且論文化之類型，未有不首先著眼於「生」與「死」者也。欲識某一文化之特性，吾人不僅當知該文化中人如何生，而尤當知其如何死。弗洛伊德（Freud）謂人皆有祈死之本能，其說信否不可知，然自殺為祈死之具體表現，則斷無可疑也。故今人研究比較文化者亦往往視自殺為其中一要目。自殺因文化而異，其方式與頻率，西歐、日本、印度皆各有不同，而西歐又復有天主教地區與新教地區之異焉。塗氏分疏自殺，特設「為人」之一型（「altruistic
suicide」），以與「為已」（「egoistic」）型者對舉。「為人」而自殺者，非以一死求個人之解脫，而在盡人生之本分（duty），如孟子所謂「合生取義」也。然塗氏殆以此型為東方及初民社會所常見，故所舉之例尤以印度與日本為主，至於西方國家，則惟軍人中稍有其例。中國之「殉節」適可歸之塗氏所謂「為人」之一類，密之之自沉即其典型也。塗氏依自殺之外在形式而分類亦僅足示其大概而已。同屬「為人」之型焉，民族殊而方式亦異，斯又與文化系統有關，而宗教背景更不可忽，塗氏灼見固早已及此。惟以東方與初民社會並舉，則其西方中心偏見之流露，未可據為典要耳。中國之殉節在東方文化中別具特色，與日本、印度亦復異趣。明清之際尤為中國史上殉節現象最為突出之時代，當時公私記錄所載自殺殉節之事跡曷可勝數。以今視昔，殉節之價值判斷誠不免將因人而異。但若取比較文化之觀點以剖析之，則其事在17世紀中國文化史與思想史上實居於最核心之地位。此書辨析密之自沉，辭繁不殺，微旨所存，端在於是，非欲持考證與時賢爭刀錐之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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