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與差異:後殖民批評視閾下的翻譯研究

普遍與差異:後殖民批評視閾下的翻譯研究
定價:114
NT $ 99
 

內容簡介

最為值得注意的是,翻譯研究在引進各種理論的同時,有一種被其吞食、並吞的趨向,翻譯研究的領域看似不斷擴大,但在翻譯從邊緣走向中心的路途中,卻潛伏著又一步步失去自己位置的危險。面對這一危險,我們不能不清醒地保持獨立的翻譯學科意識,從翻譯學建設的高度去系統地探索翻譯理論的問題,而在上海譯文出版社支持下主編的這套《譯學新論叢書》正是向這一方向努力的具體體現。

《譯學新論叢書》有著明確的追求:一是入選的課題力求具有相當的理論深度和原創性,能為翻譯學科的理論建設和發展起到推動作用;二是研究力求具有系統性,以強烈的問題意識、科學的研究方法、扎實的論證和翔實的資料保證研究的質量;三是研究力求開放性,其開放性要求研究者既要有寬闊的理論視野,又要把握國際翻譯理論研究前沿的進展狀況,特別要在研究中具有探索的精神,力求有所創新。但願在翻譯界同仁的支持下,在各位作者的努力下,我們的追求能進一步步得以實現。

本叢書從翻譯學建設的高度去系統地探索翻譯理論問題。入選的課題具有相當的理論深度和原創性,研究具有系統性、開放性、創新性。

本書屬於此叢書中的一本,收錄內容為:緒論;權力與翻譯;普遍與差異;東方學與翻譯;民族主義與翻譯;「雜合」:異化與優化;擁抱差異;全球化語境下的普遍性和差異性;結論。書末還有參考文獻及後記。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引言
第二節 傳統翻譯理論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第三節 翻譯研究中的文化轉向與後殖民轉向
第四節 後殖民批評理論
第五節 後殖民翻譯研究
第二章 權力與翻譯
第一節 原作、原作者在翻譯中的凌駕權力
第二節 權力話語與翻譯
第三節 權力的差異與翻譯的政治
第三章 普遍與差異
第一節 對普遍性的訴求
第二節 普遍性的誤區
第三節 普遍主義的根源
第四節 對差異的訴求
第四章 東方學與翻譯
第一節 薩義德與《東方學》
第二節 被美化的東方形象
第三節 被丑化的東方形象
第五章 民族主義與翻譯
第一節 民族主義
第二節 殖民地文化的發展走向及其對翻譯活動和翻譯理論的影響
第三節 求同:對現代性的追求
第四節 求異:激進的民族主義的勃興
第六章 「雜合」:異化與優化
第一節 「雜合」:翻譯的手段與結果
第二節 「雜合」:目的語文化的優化
第三節 「雜合」:抵抗的手段
第七章 擁抱差異
第一節 從主體性到主體間性
第二節 傾聽他文化的聲音:從獨白到對話
第三節 差異的傳達:譯者的「陌生化」取向
第四節 讀者對差異性譯文的朗待
第五節 異化法、歸化法溯源
第六節 歸化法以及對歸化法的質疑
第七節 異化法:擁抱差異
第八節 歸化與異化——兩個動態的概念
第八章 全球化語境下的普遍性和差異性
第一節 後殖民狀況下的「全球化」趨勢
第二節 普遍主義和特殊主義的文化觀
第三節 文化「全球化」:和而不同
第四節 文化的「全球化」與翻譯
第五節 「全球化」背景下中國譯學研究走向
第九章 結論
參考文獻
後記
 

談翻譯,我們首先注意到這樣一個現象:翻譯,作為一種實踐活動,在人類的文化交流中一直在廣泛地進行着,但在歷史中卻很少得到世人的關注;豐富的翻譯活動,一直被實踐者認為是充滿障礙的工作,但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卻很少有學者對其進行深入而系統的研究。這兩個方面情況的長期存在,或者說翻譯領域被歷史學界、被理論界長期忽視的狀況造成的直接影響便是,翻譯一直被當作一種「雕蟲小技」。在很長一個歷史時期內,語言學家對翻譯問題不予重視,歷史學家對翻譯活動熟視無睹,知識界對翻譯的認識幾乎是零。這在很大程度上使翻譯活動在兩個方面被遮蔽:一是翻譯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作用得不到足夠的承認;二是對翻譯的種種問題得不到科學、系統的研究。尤為耐人尋味的是,對翻譯的這種輕視態度不僅僅來自翻譯界的外部,而且還來自翻譯界的內部。翻譯界內部的這種自我定位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其他學科對翻譯的看法,漸漸地也在有關的學界形成一種偏見:翻譯為雕蟲小技,不登大雅之堂。因此,翻譯的作用得不到應有的承認,對翻譯的理論研究得不到學界的關注和支持。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才逐漸開始改變。

長期以來翻譯家本身專注於翻譯實踐,忽視了對翻譯問題的理性思考與系統研究,這不能不說是個歷史的誤會。但足,豐富的實踐與貧乏的理論之間所產生的這道深深的裂痕卻不能完全掩蓋在數千年的翻譯歷史中。翻譯活動的特殊性提出了種種問題和困難,而面對這些問題和困難,翻譯家們也不可能視而不見,無動於衷,因為它們是無法回避的客觀存在。從這個意義上說,翻譯家們對翻譯理論思考的忽視,並不說明翻譯就沒有理論研究的必要,也並不意味着翻譯的種種問題因為翻譯家的忽略便不存在。

事實上,在漫長的翻譯歷史中,翻譯家們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進行着形式多樣的豐富實踐,雖然對實踐中所出現的問題,還沒有以一種清醒的理論意識去加以關注,但他們針對這些問題所采取的種種手法、策略,他們在實踐中積累的一些經驗、體會,尤其是他們從中悟出的一些道理或原則,是一筆筆非常珍貴的遺產。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些彌足珍貴的譯事經驗,由於學界長期以來沒有予以重視與關注,像一顆顆散落的珍珠,被歷史所塵封,無法發出其耀眼的光芒。

從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一批具有強烈的探索精神和清醒理論意識的學者,如前蘇聯的費道羅夫、英國的卡特福德、加拿大的維納與達爾貝勒內、法國的喬治·穆南等,試圖以語言學為指導,打開翻譯研究的大門,將數千年來一直處在技藝層面的翻譯經驗納入理論的思考、系統的分析與科學的探索范圍。到了70年代,出現了以美國尤金·奈達為代表的一批翻譯理論家,他們不斷拓展翻譯研究領域,將翻譯研究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為翻譯學的建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上個世紀70年代以后,翻譯界的一批有識之士將目光投向被歷史塵封的一筆筆珍貴的翻譯遺產。他們一方面追蹤歷史上的重大翻譯事件,將翻譯家的實踐置於寬闊的歷史空間加以認識與定位;另一方面對伴隨着翻譯活動而產生的點滴思考與經驗體會加以梳理與探討。以現代學理對傳統的翻譯經驗加以闡釋,為我們開辟了一條深化翻譯理論研究的重要途徑。同時,客觀上也促使被歷史遺忘或忽視的翻譯活動得到了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如果說翻譯在歷史上曾長期受到冷落,處於歷史邊緣的話,那麼正是借助現代學理,借助哲學、美學、語言學、符號學、文藝學等學科的最新研究成果,豐富並加深了人們對翻譯的認識,不斷拓展翻譯研究的領域,使翻譯活動在歷史的舞台上逐漸占據本應屬於自己的位置,從歷史的邊緣開始走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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