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精神分析的政治性運用。本文旨在運用精神分析學去揭示:已先行存在,並在個人主體以及構型個人主體的社會形態內發揮作用的魅惑模式,是在何處並如何強化電影的魅力的。它把電影是如何反映、揭示,甚至利用直接的、社會地建構的有關性別差異的闡釋作為其出發點,因為正是這一闡釋控制著形象、色情的看的方式以及奇觀(spectacle)。它有助於我們去理解電影曾經是什麽,電影的魔力曾經是如何發揮作用的,同時,它還嘗試提出一種理論和實踐,以挑戰過去的這種電影。因而,在此精神分析理論可挪用來作為一種政治武器,以闡明父權社會的無意識是怎樣結構電影形式的。
從其在各個方面的表現來說,菲勒斯中心主義(Phallocentrism)自相矛盾之處在於,它是依靠被閹割(castrated)的女人形象來賦予它的世界以秩序和意義。把父權制度連成一個整體的是對女性的這樣一種認識:正是她的匱乏使菲勒斯成為象征性的在場,正是她的欲望使得菲勒斯成為指稱匱乏的好東西。新近的《銀幕》雜志上有一篇討論精神分析與電影的文章,未能充分地揭示出在象征秩序(symbolic
order)中女性形象表征(representation)的重要
性,它至多只是提及了女人在這一秩序中的閹割。可以扼要地說,女人在父權制的無意識形成中的作用是雙重的,她首先象征著由於她確實沒有男性生殖器而構成的閹割焦慮;其次,她由此也把自己的孩子帶進了象征秩序。一旦這一任務完成,她在這一過程中的意義也就結束了。她的意義無法進入父法和語言的世界,除非她是作為在對母性的豐富記憶和對匱乏的記憶之間來回搖擺的記憶。這兩種記憶均以女性的本質為依據(或者以弗洛伊德的那個著名概念即解剖學為依據)。女人的欲望是從屬於她作為流血的創傷的承擔者的形象,她只能聯系著閹割而存在,但卻不能超越它。她把自己的孩子變成她想擁有菲勒斯願望的能指(她把這看做進入象征秩序的條件)。她或者體面地屈從於那個名稱——父和父法之名,否則她就只能在她那半明半暗的想象中掙扎著保住她的孩子。因此,女人在父權文化中是作為另一個男性的能指,兩者由象征秩序結合在一起,而男人在這一秩序中可以通過強加於沉默的女人形象的控制語言來保持他的幻想和著魔,而女人卻依然被束縛在意義的承擔者而不是創造者的地位。
女性主義者對這種分析顯然懷有莫大的興趣,其妙處在於,它准確地描繪出了女性在菲勒斯中心秩序下所體驗到的挫折。它使我們更接近我們受壓制的根源,使我們更接近對問題的分析,使我們面對最終的挑戰:一方面要與像語言一樣被結構的無意識(正是在語言出現的關鍵時刻形成的)作斗
爭,另一方面卻依然困在父權的語言之中。我們沒有辦法從這里生產出另一種替代的語言來,但是我們可以通過利用父權制所提供的工具來考察父權制而尋求突破,在這方面,精神分析不是唯一的方法,但卻是重要的手段。我
們與女性無意識的重大問題之間仍隔著一條鴻溝,那些問題很少和菲勒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