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世與傳世︰梁啟超的文學道路

新版序
第一講 導言︰“覺世之文”與“傳世之文”
第二講 從“文學救國”到“情感中心”
——梁啟超文學思想研究
第三講 “新小說之意境”與“舊小說之體裁”
——梁啟超小說研究
第四講 “以舊風格含新意境”
——梁啟超詩歌研究
第五講 “開文章之新體，激民氣之暗潮”
——梁啟超“新文體”研究
第六講 反叛與復歸
——梁啟超與傳統文學觀念
第七講 借途日本學習西方
——梁啟超與日本明治文化
第八講 “以稗官之異才，寫政界之大勢”
——粱啟超與日本明治小說
第九講 “歐西文思”與“歐文直譯體”
——梁啟超與日本明治散文
第十講 結語︰“但開風氣不為師”
附錄一 梁啟超學術年表
附錄二 梁啟超著述要目
後記

在我的學術履歷中，《覺世與傳世︰梁啟超的文學道路》有著特別的意義，因為這是我的第一本專著。

1982年，當我跟隨導師季鎮淮先生開始研習近代文學時，梁啟超研究在國內學界還相當寂寥。孟祥才編著的《梁啟超傳》（北京出版社1980年初版），今日讀來雖覺保守、陳舊，卻是其時國內出版的惟一一本最為詳細且最具學術性的梁啟超研究著作。因此，我在1984年6月完成的碩士論文《梁啟超的“文界革命”論與“新文體”》里，所能參考的文獻便極其有限。

至今還清楚地記得，1983年8月，實藤惠秀的《中國人留學日本史》與丁文江、趙豐田編撰的《梁啟超年譜長編》分別由北京的三聯書店與上海人民出版社同時推出時，那份“天助我也”的喜悅。雖然兩書印數均有五六千冊，可放在1980年代，這個數字實屬微不足道。為確保捷足先登，我不僅動用了已從人民出版社（北京三聯書店當時為人民出版社的副牌）退休的媽媽的關系，勞動其先前的同事直接從內部購書；並且懇請剛剛從王府井書店轉了兩三次公共汽車歸來的哥哥立時再走一遭，替我搶買下那部厚重的年譜。如果說，學術研究不只需要勤奮，也需要機遇，那麼，當年我選擇這樣的論題也還算是適逢其時。在勾勒梁啟超的“文界革命”論與“新文體”所受日本明治文學的影響時，這兩部及時到手的書無疑對我大有助益。

畢業留校，一向關照提攜我的張少康老師，又先後兩次約我以梁啟超的文學思想為題撰寫論文，使我得以在剛剛起步的方向上繼續用力，並在反復閱讀與寫作中，不斷推進與完善對于梁啟超文論的理解與論述。其中稍晚完成卻出版在先的一篇，即收入《中國古代文論家評傳》(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中的《梁啟超》一文，顯然比早些時候寫出的《梁啟超文藝思想芻議》論說更為成熟。此文因而直接成為本書的第二章。

關于梁啟超“文界革命”論的考察既已拓展到其整體文學觀，追索前後期思想的演變，梁啟超對傳統文學觀念從反叛到復歸的內在理路，以及其前期與日本明治文化與文學的深層關系，便相應地進入我的視野。其間，北京大學圖書館豐富的日文本收藏，特別是其中的《近代文學評論大系》、《日本近代文學大系》以及《現代日本文學全集》三套大書，為我的研究在資料搜集與思路落實上提供了特殊的便利。閱讀中時時涌起的“發現”的驚喜，使原本相當艱辛的論文寫作也充滿了快感。

“好風憑借力”，我仍然要感謝這期間出版界的眼光與識斷。李國俊所編《梁啟超著述系年》1986年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及時印行，我很快就在琉璃廠的中國書店購買到一冊。在其中，我查出了梁啟超曾給德富蘇峰寫過兩次信，聯系到梁氏提出“文界革命”時，正是以德富蘇峰為楷模，聲稱其著作“余甚愛之”，則這一線索意義之重大可想而知。而在1981年中華書局作為“內部發行”讀物出版的馮自由著《革命逸史》第四集中，我又意外地看到《日人德富蘇峰與梁啟超》一文。如此，依據梁啟超的自白與同時代人的證言，梁之“新文體”與德富蘇峰的“歐文直譯體”之間的關聯于是在我的眼中清晰呈現。

為了論著的相對完整，其後，我又補寫了關于梁啟超的小說與詩歌研究的兩章，最後完稿的是“導言”與“結語”。1988年4月，我終于可以為我的第一本書畫上句號了。書名確定為“覺世與傳世”，自以為對于凸顯論述主線，頗具畫龍點楮之效，而此則有賴于平原君的一錘定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