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監察制度史

近幾年來，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突飛猛進的發展，如何及時地加強監察和廉政建設等有關監察制度的問題，已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注視，報刊雜志上已發表了很多卓有見識的論著，這是令人欣喜的事。然而，對中國古代特別是秦漢以來封建監察制度史的研究，還遠遠落在形勢之後，有待於大家繼續努力，希望能早日看到有一本堅持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系統研究中國古代監察制度史的專著出版。邱永明同志是華東師范大學中國史學研究所的一位年輕教師。他早在三、四年前就有感於此，常和我談起此事，並表示要發奮秉筆撰寫一本《中國監察制度史》。 時日如流，欣悉此書稿已於秋冬間完工，並將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付印問世。最近，邱永明同志要我為該書稿的出版寫篇《序》，我當然很高興，茲就我在閱讀原稿時的一些讀後感和我平時對中國古代監察制度史的一些思考，趁興隨筆，寫幾點感想，如能聊充序言，弁於卷首，幸何如是。

在中國數千年文明史上，中國封建制社會中的政治制度，不僅在東方，而且在全世界都是發展得最為完備和最為典型的，特別是作為封建社會政治形態中重要組成部分的監察制度，其完備和嚴密程度，更是世界其他封建國家無與倫比的。而且它源遠流長，影響當時及後世，為中外政治家、學者所矚目。

早在先秦時代的夏商周「三代」時的國家事務中，已開始有監察因素和活動的某些萌芽，到秦漢時代正式形成。西周、春秋、戰國時代是領主制封建社會；秦統一六國後，便進入了地主制封建社會。秦漢時代的封建地主國家政權開創了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官僚制度統治。皇帝在國家中央政權中，創建了以御史府為主體的從中央到地方的監察制度。其後，隨著漢唐間的社會經濟的發展，封建中央集權制統治不斷發展，監察制度也日臻完備；經宋元時代，商品經濟和城市經濟不斷發展，到明清時代，資本主義萌芽、新興市民不斷壯大，官僚制度隨之而不斷龐大，中央集權制政治朝向君主集權制政治轉化。隨著君主專制的強大，監察制度隨之而相應發展、強化，形成一個前所未有的龐大而又嚴密的封建監察體系。

歷史的經驗，確是值得總結的。漢唐到明清時期的封建監察制度是為維護封建專制統治設置的，對現在來說，它已經是歷史的陳跡了，但其在當時，在維護封建國家機器職能的正常運轉方面，確也發揮和積累了極為實際而又豐富的正反兩方面的歷史作用與歷史經驗，值得我們深入細致地進行分析、研究和總結。諸如：監察機構獨立，自成體系，垂直監察；監察官秩卑權重，威震百官，無所不糾；監察活動，依據法規，以條問事；選任考核監察官，注重剛正不阿的品質，憑實跡黜陟。凡此種種，只要我們運用歷史唯物主義進行科學的分析、研究和總結，其中很多正反經驗，對於當前我國社會主義社會中加強監察和廉政建設是具有重大鑒古明今的理論意義、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的。

邱永明同志在其專著中，對上述問題作了具體深入的論證，並提出了很多獨自的創見。如：關於監察制度與政治制度的關系問題，不僅從總體上指出了古代監察制度是封建政治制度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從屬於政治制度，並受政治制度的制約，而且翔實地分析研究了每個時代政治和政治制度對監察制度演變的影響，揭示了監察制度伴隨著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和封建君主集權的不斷強化而日益完備的發展規律。在監察官與皇帝的關系上，指出了監察官是「天子耳目風紀之司」，代表皇權監察各級官吏。當然，其目的不可能是為了伸張什麽民權，而是為了維護封建皇權，限制臣權，也就是說：為了維護封建地主經濟利益和統治政權。皇帝擁有最高的監察權，監察機關以皇權為依托，監察活動受皇帝直接控制。御史行使監察權往往是以皇帝的旨諭為准則，糾彈諷諫能否奏效，當然主要還得取決於皇帝的個人意願。永明同志據此而指出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的一切弊端均由此派生，這種評論頗有深意，揭示了封建監察制度的實質和內核。

又如：關於監察機關與行政機關的關系問題，永明同志通過對監察權與行政權逐漸分離過程的剖析，指出了封建監察權在皇帝指揮下的獨立性，如監察機關同行政、司法、軍事等機構平行，御史的舉彈，不受任何機關限制。這種組織獨立和自成系統的監察制度確是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的主要特點，它為監察官獨立行使監察權提供了組織上的保證。

在監察系統內部的關系上，永明同志根據中國監察制度的實際，分御史監察和諫官言諫兩大系統，御史負責糾舉百官違失，諫官負責諫正皇帝或中央決策失誤，二者相輔相成，均獨立對皇帝負責。御史監察系統內部又實行自上而下的垂直領導體制，從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個層層監督的監察網。這也符合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的特點。

在監察與國家治亂的關系上，書中具體地剖析了監察職能的實施效果對歷朝盛衰的作用，指出了監察制度是調節封建國家機器使其得以正常運轉的制衡器，它具有「彰善癉惡、激濁揚清」的作用，是「政之理亂」的關鍵所在。

永明同志的這本專著中，在研究方法、體例以及史料運用等方面，也具有一定的特點，值得一提。

在研究方法上，作者力圖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階級分析方法和系統分析及比較研究的方法，既注意揭示中國古代監察制度一般的發展規律和特點，還較集中地揭示了每個發展階段監察制度的發展規律和特點；同時，還揭示了中國古代中世紀監察制度和歐洲古代中世紀監察制度的差異性。如：監察主體不同，中國監察制度是由皇帝授權下的御史台為專職監察機關，歐洲監察制度是由公民選舉產生的議事會或議會為兼職監察機關；又如，監察目的不同，中國的御史監察是皇帝的耳目，為維護君主專制獨裁服務的，歐洲監察制度的職能是抑制君權，防止專制獨裁；還有監察權不同，中國御史在皇帝絕對控制下行使監察權，歐洲監察機關一般享有不受君權制約的監察權威。

在體例上，作者注意監察制度演變的內在邏輯聯系，從縱的方面，按監察制度的萌發、創建、發展、成熟、強化、嚴密等分為六個階段。當然，這種六階段論，是否確切，這個學術問題大家可以繼續討論。我認為這種分期法，比較地符合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發展的具體的歷史進程，可以反映出中國古代監察制度與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之間的內在聯系。從橫的方面，按監察制度的體系內容進行系統分析敘述，使人看了以後，有個清晰的形象和概念。

在史料運用和寫作風格上，作者注意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指引，行文時能注意史著的寫作特點，以史立論，據論溯史，不僅注意典志和會要中有關監察制度的資料，還盡量挖掘二十五史及其他歷史文獻中有關監察官行使監察的案例史料，作監察實例的真實描述，使本書體例嚴整，內容翔實，切合實用，具有學術性與可讀性統一的特點。因此，這本書既是一本有一定學術價值的專著，也是一本有實用意義的歷史教程。

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縱橫二千多年，內容豐富，涉及面廣，要寫好一本中國古代監察制度史，確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邱永明同志拓荒式地編寫這本史著，其中難免有所不足、疏誤之處，但就目前學術界的實際情況說來，它確是一本學習、研究中國古代監察制度史的新著，值得向廣大讀者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