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初始，梁啟超創說「新史學」一個治學方向，遂自一九○二年起，中國史學開出與前古不同之路，直迄二十世紀之末，史學固自人才鼎盛，但亦處士橫議，百家爭鳴，新說層出，流派紛呈。原是可喜現象，而一些學者爭奪主流，是丹非素，又不免歧異叢生，形成鴻溝。實質上爭較宗主，反而嫉妒仇對，傾軋排斥。吾在其同代，自亦備覽齷齪，真是今不如古。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史界主流學派就是包括疑古派的科學派史學。在科學主義思想潮流之盛世，自是風靡全國，但不久就出現馬列科學派史學，日趨壯大。二者敵對甚深，互相丑詆。我親自聽到董作賓先生述說，郭沫若罵他們科學派史學家是「抱著金飯碗討飯吃」，也親自聽到何炳棣近年講演罵他們是「鑽在老鼠洞里稱大王」。其實更強烈的丑詆斥罵，在內地報刊上多次出現，不必細舉。雖是如此分野，但我這五十年來的治學是追隨科學派史學流派的路子，我想我比任何同類史家更要注重科學。這本《史學方法》是我許多物證之一。我自讀大學，即追隨新風氣，用心於科學治史，始終不渝。
吾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曾在台灣師范大學史學研究所講授「史學方法」一課，連續開講四個年度。接著草成此書，於一九七七年出版，算來已將三十年頭。
內地史學界對拙著之鑒賞知音，最早有清史名家王戎笙先生，他在二十余年前訪美時得見此書，而尋章摘句，大量引入其所編《港台清史文摘》之中。自此吾在香港中文大學時有通信來往。嗣後上海熊月之先生訪台，閱讀拙著，亦多鑒賞此書。近十年間又得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賀照田先生識賞，介薦於在內地出版。吾自欣然接受，並簽合約。但愛惜羽毛，須先細校，並作增補，而實有增無刪，代表吾於所作常保信持。我相信學術是天下之公器，今能在內地出版，結識廣眾學人，盼得指教，實感榮幸。
梁啟超所開創二十世紀新史學之路，於今百年，這一代史學之回顧，已有顧頡剛之《當代中國史學》和許冠三之《新史學九十年》可供史學史性之參考。但簡括以觀此一新史學時代中新路，所走出者厥為三個重點，表現二十世紀史學特色，即史學通論、史學方法、史學史，可代表二十世紀新史學之內涵。鄙人自是承時代風氣，而有史學方法之作，大可以忝列梁啟超史學之路一位忠實效力者。
拙作提供內地學界，要先自省此書是否參考廣博，網羅先賢舊聞、當世高見？是否具有完密架構，具申理層次？是否提正確積極制斷，供學人參酌？是否講究文字運用，典麗曉暢？經過詳慎復校補充，願以提呈史界評斷，當負一切責任。
內地史學界除前述三位學者我當深心感謝之外，其他相識學者，北京方面有李侃、劉德麟、陳東林、張海鵬、耿雲志、王慶成、赫治清、歐陽哲生諸位先生，東北方面有關捷先生，天津方面有江沛、侯傑兩先生，山東方面有戚其章先生，南京方面有張憲文先生，上海方面有易惠莉、顧衛民、忻平、馮金牛諸位先生，杭州方面有陳學文先生，福州方面有林慶元先生，廣州方面有陳勝糞、林家有、韋慶遠、桑兵諸位先生，在此敬祈不吝指教。
飲水思源，我在此當申述研究史學方法的師承根源。五十年前受教朱雲影業師的「史學通論」，受教於王德昭業師的「史學方法」，自是史學領域知識所體。雖然所著與師門所教已有不同，但啟牖之恩不能不忘存感戴。俾世人俱知我所學有本，本在何處。
本書學術責任，著者個人自負，凡海內外同道方家，願意以文會友，有所指數，必當虛心商磋，互相協濟以力求進步。
王爾敏
二○○五年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