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一本英文舊作的中文譯本。按常理應當算是過時的著作，居然又有中文本問世，其實也是還了當年的心願，因為英文書的扉頁上，我原來題贈My People（我的同胞）！至少，現在有了這一機會，將本書呈現給當年題贈的對象了。
本書責任編輯吳曉斌先生要求我加一篇前言，此舉即對中文讀者交代當年選題研究的背景及一些感受，也是一番回憶。
我對於中國古代社會與文化的興趣，源自在台灣大學讀書的時候，當時台大聚集了一批中國學術界的精英，能在他們門下學習，真是不知幾世修來的福氣。在中國古史方面，我受業於李宗侗（玄伯）先生的門下，也同時跟隨李濟（濟之）先生、芮逸夫（慕城）先生、凌純聲先生、懂作賓（彥堂）先生諸師學習。這幾位恩師在各自的專業范圍內都有自己一家的理論，我在各位恩師座前，聆受社會演化論、文化論、實證論、文字考證及年歷之學、田野考古與史料之學，不同方式的思維與辟釋，既有趣也不免困惑。
台灣大學本科畢業后，即有一個相當豐厚的獎學金，可以出國學習，那時的文學院院長沈剛伯先生主張我出國，他以為台大與歷史語言研究所的主角，都有那些恩師，誠然風雲聚會，但是剛伯師以為「你要學些其他文化的歷史，才有能力回過頭來看清」中國文化的性質及其變化」，我記得他還幽默地提起《西游記》與《封神榜》中的「二郎神」，在雙目之外又有燭照神怪原形的第三只眼。經過一段初料未及的波折，我在讀完台大的文科研究所后，果然去了芝加哥大學，那一股出國的決心，其實是由於剛伯師的那一番期勉。
1957年到1962年之間，我在芝加哥大學讀博士學位，由於我的興趣是中國上古史，學校將我分派到顧立雅(H．G．Creel)先生門下。芝大的東方研究所(Oriental
Institute)是一個跨院系的研究單位，中國古史只是一個小單元，兩河文化與埃及學則是其中主要的部分，顧師建議我着重在讀中國歷史以外的課程，也相當符合剛伯師的指示。那時候芝大的「東方學」，堪稱群英會聚，集合了歐美學術界的大師，盛況空前，雖難斷定是「絕后」，至少五十年來未再有同樣的星光閃耀。如果不是因為自己還接受矯治殘疾的長期手術，必須常常往返醫院，我會在兩河與埃及古史方面多多學習。受上述醫療過程的限制，我只能挑了一些自己最有興趣的功課：John
Wilson的「埃及的中王國與后王國時代的社會」、Helene Kantor的「兩河地區與其邊緣」、Ignace Gelb的「兩河的王朝歷史地理」、Thorkild
Jacobsen的「兩河地區的信仰」等課程。顧師自己則不要求我上講堂課，卻開了一個西方漢學的重要著作書單，讓我在醫院病床上閱讀Maspero(馬伯樂)、Cha．rannes(沙畹)Hirth(夏德)等大家的文章，這些訓練使我有了一些文化之間比較研究的基礎。
那時的芝大，既是韋伯研究方法的重鎮，也是計量社會學的主要基地之一。這兩股不同的方法學，在芝大相互激盪，在研究上有極大的挑戰性。我自己一向對社會經濟的發展較有興趣，為此選修了Peter Blau的「官僚制度」及Berthold Hoseliz的「歐洲中古城市」，也得到John
Nef的許可，挑了「西歐經濟史」著作，在病床上修他的「獨立研究」課。我在芝大住在對面芝加哥神學院的宿舍，凡不住醫院時，即住在東方研究所，在此「掛單」。整天與神父牧，師交游，近朱者赤，對宗教學有了興趣，遂取得宗教學大師Mircea Eliade的許可，讀了一些他選定的書單，也有一個學期的定期面談，如此機緣，我的學習方向十分龐雜，簡直不知如何歸納為系統!
因為「雜學旁收」，我不知該屬於哪一家的方法學，我也不知該如何答復吳曉斌先生的提問，然而，我從來沒有懊悔!
1950年代的美國，在經歷着影響深遠的文化與社會大革命，民權運動波及全美，我身在芝大，尤其住在神學院宿舍，不由自主也卷入了不斷的學生運動，甚至還在身體條件許可時，參加了一些活動。此種經驗，對我的學習，也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再加上我們這一代，身經兩次戰亂，兩次流離，眼前即是天翻地覆，陵谷變易。這些感受，使我對社會變動特別有興趣，於是選了春秋戰國的巨變為論文題目。
本書討論社會變動，先着眼個人地位的升降，我將古書中能找到的人名，分期排列，討論其出身及其社會地位，每一個時期作為一個橫剖面，許多橫剖面疊架，即可顯示各種地位差異的人士，對當時起了何種作用，疊架各期橫剖面，即可反映社會性質的變化。春秋戰國時代，戰爭頻繁，戰爭是社會變化的重要指標，為此，我又將戰爭的頻率與規模定其數值，再按照時期，制為戰爭指數的橫剖面，也疊架比較，以窺見各時期動盪的程度。凡此計量，由於原始材料來源不同，數據性質駁雜，僅能約略顯示變化的大方向，如果以此種材料，再借統計方法，計算相當系數，其實反而會有強不知以為知的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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