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愛與死

　　我讀魯迅始於中學時代，記得剛進學校，便買了一冊《魯迅小說集》。然而，在明凈的玻璃窗下，最多只能在字面上浮游一些時，至於深隱的意義，那是無由體察的。到了「文革」，閱讀才算是比較有系統，雖然買不到全集，但所有的單行本都給我弄齊了。與其說這是書林中的一次邂逅，無寧說是帶有一定意向性的選擇。不過，只有這時候，我才意外地發現，魯迅的著作原來是一服強力止痛劑。
　　「文革」初期，我被打成「小鄧拓」、「牛鬼蛇神」，后來被紅衛兵運動沖掉了。幾年后，父親先后兩次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有一年多的時間被關押在一個叫「三結合」的監房里。大姐為了同隔別多年的丈夫團聚，於是成為「偷渡犯」，入獄不下數次。那時，「群眾專政」是不管吃飯的，我便充當了一個送糧食的腳色，奔走於「大隊」與「公社」之間。最荒誕的有一次，因為送糧食的時間晚了，把我也給關了起來，直到一周過后才被釋放出來。每當政治運動屆臨，宣傳隊工作隊進駐村子，不問而知，我家必定最先成為審視的對象。驚恐、焦慮、屈辱和苦痛籠罩了每一個日子。在這個世界上，有誰能給我慰藉？誰能給我以生存的勇氣，教我走人生的長途？我慶幸自己能夠閱讀，因為在焚余的有限的書籍中，我得以重新認識那個叫魯迅的人。
　　是人，不是神。人們談「文革」是「現代造神運動」，其實所造的乃是別的神祗，並非魯迅。魯迅永遠是無權者的靈魂的保護人——這是我，從自身多年的生活和閱讀經驗中所感知的，而不是從聖諭或權威著作中獲得的結論。魯迅從困頓中來，深知底層的不幸；他經歷過各式革命: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國民革命、共產革命(除了出版物，主要通過左聯及留蘇朋友的關系)，對革命和革命者有深刻的觀察；他一直經受黑暗的壓迫，從國家這頭怪獸到出沒無常的鬼蜮，都曾一一見識過，交戰過。他站在壕塹里，但有時也走出來，露出筆直的頸項、骨頭和血肉，抵抗背腹兩面的夾擊。然而，即使在搏戰最激烈的時候，他仍然不忘以寬大的布衣護衛弱小的一群。他說過，他本人更偏於「姑息」的一面。然而，社會不容他姑息，他唯一可選擇的只有抗爭。
　　「文革」進入后期，氣候不但不見晴朗，反而愈加惡劣。在鄉村寂靜的夜晚，在昏暗的煤油燈下，我一共寫下十余篇論文:《魯迅論秦始皇》、《魯迅與瞿秋白》、《魯迅論〈水滸〉》、《魯迅論寫真實》……這些文字，都是為當時的時代語境所激發的，而且都同魯迅有關。除了論《水滸》一篇在多年以后拿出發表外，其余沒有發表，寫作時根本就沒有想到要發表，相反極其害怕被發現。稿紙寫滿后，便小心地一頁一頁投放到木匠朋友為我的桌子特制的活動夾層里。我不是一個勇敢的人。魯迅當年說他是戴枷鎖跳舞，我卻是在枷鎖中靜靜地呆着，想象當眾跳舞的幸福。記得巴金曾經說他在「文革」中翻譯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每譯到那些詛咒沙皇暴政的話，就有一種復仇般的快意。我很能體會這種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