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北人在上海：1850-1980

該書作者美國學者韓起瀾先生研究認為，作為在歷史上被人歧視的「蘇北人」（江蘇北部）或「江北人」（長江以北的江蘇地區），並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地域界定，而是來自於相較而言更為確定的移民身份認定。由於19世紀中期左右大運河被海運取代以及1853年黃河改道，洪水、災荒輪番為患改變了江北地區的經濟版圖，而與此同時，以上海為標志的江南地區正在崛起，因此江北大量貧困人群陸續向南移民（遷移），進入江南地區，從事最臟、最累的營生。
也就是說，在「蘇北人」這一歧視性名詞的形成史過程中，貧窮是一切的根源。進而言之，江北人的貧窮顯然更多地並非個體競爭造成，但由於貧窮成為大多數移民進入上海（江南）的共同背景，「蘇北人」因而成為具有鄙視與侮辱意味的名詞，直至最後，即便這一族群的個別成員進入「上流社會」，也要承受來自於這種偏見文化的差別對待。
以此映照當代「農民工」這一弱勢者的代名詞，以及其他衍生詞語的內涵，不得不讓人感嘆：一切何等相似！大量農民工涌入城市，不就是由於地區經濟的差序格局所造成的嗎？而且，農民工與歷史上的「蘇北人」一樣，干的是最臟、最累的活，卻同樣地普遍遭到其他社會階層的偏見與歧視。
實際上，歷史上的「蘇北人」與當代農民工看上去有著相似的遭遇，二者的產生背景卻有著本質不同。「蘇北人」名詞的形成，首先是一系列地理、經濟環境自然變遷的結果，然後才有文化上的族群認同以及族群歧視現象；而當代農民工的產生以及被歧視的「命運」，主要來源於制度的「安排」，在現代化戰略上，已經為鄉村農民以及較落後地區人民「開辟」了一條通向城市的道路。
既然在制度上「安排」了這麽一條現代化道路，鼓勵農民進城，以及讓農民在城市工作並最終成為城市居民，便是現代化進程的題中應有之義，那麽無論從什麽角度出發，也應該給進城農民工以同等市民待遇，從而消除歧視農民工的制度根源，而不是從制度上制造新的「蘇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