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影像:中國新紀錄片的濫觴

被遺忘的影像:中國新紀錄片的濫觴
定價: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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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哪里是中國新紀錄片的源頭?

本書作者歷經十年,遍訪九位親歷者,細讀八部影像,首次披露中國新紀錄片的真實起源。

本書作者以及他們的合作者以極大的熱情孜孜不倦地追尋並一絲不苟地記錄了中國新紀錄片的歷程。書中親歷者的口述實錄,生動地記錄了當事人當年從事紀錄片拍攝的創意、經過以及他們的反省和進步;影像讀本部分詳實地向讀者展示了那些為後人留下的珍貴的紀錄片,是難得的第一手資料。在中國電影誕生百年之際,本書的出版將增添另一種意義。

這本書的名字叫《被遺忘的影像》,遺忘是書名和書中內容的關鍵詞。遺忘,似乎是常人難以避免的頑疾,人們使用多種工具來保持自己的記憶,這就是記錄。比如紙與筆的產生就與此有關,最早的書寫事實上就是記錄。但是人類愛忘事的頑疾是天性,一個記不住事的人肯定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一個記憶力超群的人肯定是最痛苦的人。那些記錄下痛苦的作品帶給人們的是更多的痛苦,甚至記錄下的歡樂最後也會演變成一種難以言說的痛苦。更不可思議的是,這種記錄的過程,對記錄者本人來說也是極為痛苦的。人類自有書寫記錄以來,一直經歷著漫長而深刻的痛苦。拍攝紀錄片從某種程度上說就是這麽一場痛苦。
 

目錄

序言:似乎被遺忘了
引子
陳真
采訪陳真
中國新紀錄片產生的准備活動
對國際紀錄片的學習與國際紀錄片的影響
從專題片到紀錄片的歷程
從《西藏大祈願》到《中國人》
《中國人》之《藝人》、《女人》、《功夫》
[影像讀本]《盆窯村》
吳文光
采訪吳文光
我眼中的紀錄片
紀錄片的耶穌
《流浪北京》及其他
朋友們┅┅
獨立制作是件外衣
[相關鏈接]陳真談吳文光
[影像讀本]《流浪北京》
張元
采訪張元
[相關鏈接]栗憲庭、戴錦華評說「個人電影」
[影像讀本]《廣場》
溫普林
采訪溫普林
看「新聞簡報」、「西哈努克訪問中國」
拍攝行為藝術與《青朴》
向境外賣片與在國內影響
紀錄片與商業方式
[影像讀本]《青朴》
蔣樾
采訪蔣樾
現在的幸福生活
從「打本子」到跟黃健中
「盲流」到西藏拍片
拍攝「生活空間」與《彼岸》
[影像讀本]《彼岸》
段錦川
采訪段錦川
在廣播學院和西藏電視台
與張元合作拍《廣場》
拍攝《八廓南街16號》
[影像讀本]《八廓南街十六號》
時間
采訪時間
25歲拍《天安門》
SWYC小組與新紀錄片運動
國際紀錄片———把紀錄片拍得像故事片一樣
[相關鏈接]
陳真、吳文光、張元談時間
李幸:時間這個人和中國電視時代
鄺楊談青年電影實驗小組
[影像讀本]《天安門》
王子軍、陳爵
采訪王子軍陳爵
關於新紀錄片的研討活動
對紀錄片的認識
「向黃金媒體也就是電視法則回歸」
工作手記
後記
 

這本書的名字叫《被遺忘的影像》,遺忘是書名和書中內容的關鍵詞。遺忘,似乎是常人難以避免的頑疾,人們使用多種工具來保持自己的記憶,這就是記錄。比如紙與筆的產生就與此有關,最早的書寫事實上就是記錄。但是人類愛忘事的頑疾是天性,一個記不住事的人肯定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一個記憶力超群的人肯定是最痛苦的人。那些記錄下痛苦的作品帶給人們的是更多的痛苦,甚至記錄下的歡樂最後也會演變成一種難以言說的痛苦。更不可思議的是,這種記錄的過程,對記錄者本人來說也是極為痛苦的。人類自有書寫記錄以來,一直經歷著漫長而深刻的痛苦。拍攝紀錄片從某種程度上說就是這麽一場痛苦。

李幸讓我為本書寫一篇放在前面的文字,把已經遺忘的紀錄片制作經歷再現出來,這真是莫大痛苦的差事,看這些文字的人估計也好不到哪兒去。但是,自人類進入文明時代以來,有多少人為了經歷這些痛苦,而前仆後繼,赴湯蹈火,樂此不疲。這有點像人類的生產過程。

在有關記錄的書寫種類中,最費事的就是影像記錄,也就是我們號稱的紀錄片。我的一位詩人朋友曾經質問我,你為什麽要做影視?我們寫詩只需要有一張紙一支筆就行了,而你們卻需要用現代化的機構電子設備,與各工種的工作人員合作,很難體現個人的意志。

書中出現的這些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人,都經歷過物質和精神的極度匱乏,因此欲望的成長顯得有些不那麽理性和半日一,有點兒瘋狂的人,他們都選擇了最費事的影像憶寫——拍攝紀錄片。可以這麽說,這本書里收錄的紀錄片的作者都不是天生想做紀錄片工作者,雖然他們中間有些人今天這麽說,介我從來不信。從80年代開始,所謂的中國電影「第五代」在銀幕里興風作浪,攪亂了很多本不十分平靜的年輕人的心。每個人都在做著自己美麗面遙不可及的電影夢。可是苦於種種現實障礙,他們不可能成為陳凱歌、張藝謀、田壯壯,因為做電影是需要巨額資金的。而且電影是一門手藝,想要進入這個圈子學會這門手藝實屬不易。所以很多人一開始都是進入電視圈拍攝電視紀錄片,因為進入電視圈比進入電影圈要容易得多,這就是紀實的紀錄片而不是虛構的劇情片,而且大部分是用磁帶而不是膠片。而且我敢說,沒有用膠片拍攝過的人依然有這樣的夢想:等將來出了名掙了錢,一定要拍一部真正的電影——有巨額投資、用膠片拍攝,還有,一定要用當紅女明星。

在80年代,每個人的工資都不超過百無限制,拍攝一部紀錄片的最重要的條件不是錢而是得到一個免費使用或者低價使用的攝像機和後期編輯設備。而途徑似乎只有一條,那就是找一在中央電視台工作的哥們兒幫忙,應該說書中所列的很多片子在前後期設備的使用上多少都與中央電視台有關。因為這個原因,在中央電視台工作的時間、李曉山等人和我本人很自然地就成了這些人拭目以待朋友。實際上,我們和這些人成為朋友並不旬他們所說的是志趣相投、志同道合;他們敬重我們不是因為我們有過人的才華和紀錄片的深刻理解,並且有讓人服氣的作品,而僅僅是因為我們樂於助人。但是也因此可以說,我們這些體制內的和一些體制外的人都是這場發端於20年前的新紀錄片運動的主要推動者。

但是,我有時候覺得,20年前的一些紀錄片工作者能獲得的創作條件,某種程度上並不比今天差。制作一部片子並不需要支付很多的錢,但他們付出的可能是人格的代價,比如說與我這樣的人為伍。記得吳文光拍《流浪北京》時,使的設備是當時電視台最好的池上IKGAMI—79E,後期合成用的是(口寸)帶脫編,在當時最高級的5000機房,90年代初我曾在國外生活過,這套前後期設備在當時國際上也是最高級的,因此,新紀錄片運動並不是小米加步槍。但麻煩還是有的,記得我們幫吳文光在台里訂了機房,但機房管理者發現吳文光不是干公家的活兒,出於職責,他嚴詞予以拒絕,就是不開機。無奈,在空曠的機房里,吳文光與主管者下起了圍棋,一盤接一盤地輸。幾番大戰之後,勝利者揚長而去,失敗者也高興地異常,因為機器已經通上電,從現在開始起碼可以干到明天早上。

當時在這些機房里面還流傳著時間和燒雞的故事。為了更好地使用機房並讓機房里面的技術人員能和我們同甘共苦、晝夜奮戰,時間每次駢機房剪片子都要帶一只燒雞給機房的人吃,從今天來看,一只燒雞雞並沒有多少錢,可當時在我們一個月工資幾十塊錢的情況下,燒雞還屬於高檔食品,不能小看從這個香噴噴的燒雞里散發出來的人格魅力,反正後來時間去機房,技術人員都可以不在場,給他一把鑰匙就行了。這樣的待遇我也享受過,但我沒有送過燒雞,頂多和機房人員喝過幾次酒。

早期中國新紀錄片運動有關的紀錄片,主要出版中央電視台的兩個機房,它們是「井岡山」和「延安」,是根據地和大本營,當年送燒雞請人喝酒的人後來大紅大紫,屢出佳片,在國際上拿獎,成為泰半級人物或者電視界大腕,而他們也根本無需再回來使用這些機房了。在所有的關於早期中國獨立制片運動書籍中,從來沒有人提起過這些技術員和機房。但我想說,沒有這些機房,沒有這些善良的人,很難誕生這麽高質量的紀錄片。兩年前的一天,當年幫助過我們的一位技術員給我打電話,說想到我這兒來當編導。我真的很想幫他,但由於學歷等問題,最終沒有上我這兒來。在他們參與制作這些片子的過程中,除了很少的一點報酬,幾乎是無私奉獻。可是,他們卻從這些做片子人的日後成功中發現了自己改變生命和生活軌跡的可觀。他們開始不安於自己的本職工作,想成為紀錄片的編導。如果當時我們這些人更多地對他們言傳身教,或許他們也能成為很好的紀錄片工作者,但事實卻不是這樣。當年和他們晝夜奮戰的哥們兒早已把他們遺忘,離他們遠去了。

原來接受采訪的人里面還有康健寧,但康老最終拒絕了進入此書,這也是他令我敬佩的性情和個性使然。我和康健寧相識於1985年,當時他剛到寧夏電視台工作,為了得到使用機器的機會,學習後期設備的使用,可謂費盡心機,因為他所在的國際部也就是一台攝像機和一台對編設備。他時常感嘆,今天初入行的人獲取拍攝和編輯設備的容易。如果當年有今天的條件,或許還應該有更多的作品問世。

本書作者之一的劉曉茜,我見過幾面。記得第一次見她是為了給李幸送資料,她從辦公室的大樓里下來取,我交給了她東西但沒有下車,後來才知道因為有了她,這本書才能夠最終完成。後來和她通過幾次電話,相互改善過一些郵件,知道她為了學習制作電影去了京郊一家電視設備公司打工。我曾跟汪繼芳說要不先來電視台混點錢解決生存問題也不影響她將來拍電影,汪繼芳告訴我她不願意來,怕學壞了學歪了,她想一些進入電影圈,真使我感動不已,不知道她的這種人生選擇是不是也受到這本書里面的人和作品的影響,要真是這樣的話,我們可能又一次誤人子弟。

因為李幸的關系,我認識了汪繼芳,從汪繼芳知道我到我們最終見上面,間隔10年,在她後來的一些文字表述中,我是一個大大咧咧,沒有心計且樂於助人的電視人。也許我和她過去采訪過的紀錄片人不同,不那麽嚴厲較真兒,或者火氣很大,說話又比較隨意。於是她很快和我成了朋友,這本書是在李幸推動下完成的,雖然,汪繼芳似乎不大願意再和我們這些人打交道,但她還是專心地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這種個人品質讓我驚訝更讓我感動,汪繼芳是這樣一種人,不經意中做了一些看起來不大的事,事後卻證明這些工作極有價值,是常人所不為或不能為的。

與李幸的相識純屬偶然,多年以來,和李幸的交往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一年估計也見不上一面,電話也很少打,他送我最貴重的禮品是一瓶裝有二兩30年陳釀的口子窯。但李幸是我人生中最好的朋友之一,他外型酷似魯訊,接觸久了發現他不僅有魯迅其貌,也兼具魯迅的風骨。他當年關於中國電視弱智的文字,直指如日中天的中央電視台和我現在所從事的著名欄目,令當時的楊台長大光其火。據我所知,在李幸的研究領域中,紀錄片並不是他的發微見著。其學術之風極為扎實,可謂領一時風氣之先。我們常嘆當下中國的學術研究流於寵大敘事,學者們為了構建自己的理論框架,在縱橫捭闔下,會有許多誤讀。而他們常把誤讀當作解構,而李幸的工作卻不這樣,這也就是我當時願意和李幸共同來做這本書一個很重要的理由。可惜的是,我陰差陽錯去了一個電視日播欄目,每天忙於各種瑣事,最終沒有從頭到尾和李幸共同完成這件工作。就連這篇文字也是在他再三催促之下倉促而成。因此備感愧疚,也想借此機會表達我對李幸、劉曉茜、汪繼芳的敬佩之意。

今天,中國的新紀錄片運動早已不見蹤跡,書中所列的大部分人也不財拍攝紀錄片,今天為拍攝紀錄片而籌措資金再不是一件艱難的事情,一些年輕人只要用不到5萬塊錢就可以配置一套DV的前後期設備,他們也不用像過去的人那樣跑到電視台機房,因為在自家的電腦上,就可以完成所有的後期編輯。但人們卻在說,中國的紀錄片卻陷入了困窘之境。事實上,現在在中國,每天都有大量的人正在進行或者准備進行紀錄片的拍攝,每年都有一些佳作在電影節上獲獎。但是像當年一些人聚在一間小屋里觀看一聞自己拍攝的紀錄片,看完後爭論不休、通宵達旦,那種興奮的情景卻不再有,似乎被遺忘了。

2005年10月10日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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