沖突的戰略

沖突的戰略
定價:192
NT $ 167
 

內容簡介

托馬斯·謝林,現年84歲,美國公民。1951年獲得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後曾在美國哈佛大學的肯尼迪學院教學長達20年,擔任政治經濟學教授,並獲得退休名譽教授的稱號。之後他在美國馬里蘭大學化共政策學院和經濟系擔任教授,並獲得退休名譽教授稱號。他教授的課程除經濟學理論外,還涉及外交、國家安全、核戰略以及軍控等很多方面。 謝林重要的理論著作包括《沖突的戰略》、《武器與影響》等,其中前者是相關領域中最具有開創性的理論著作之一。他的理論和思想不僅用運在經濟中,在外交、軍事領域也深有影響。 2005年瑞典皇家科學院授予托馬斯·謝林諾貝爾經濟學獎,以表彰他在博弈論方面的開創性貢獻。在瑞典皇家科學院頒獎的新聞稿中就特別提到了他的《沖突的戰略》一書。毫無疑問,《沖突的戰略》是謝林獲得諾貝爾獎最重要的原因。

《沖突的戰略》一書中發展出來的最重要的思想是關於可信承諾在沖突或談判過程的重要作用。這一思想民最早源於他的一篇論文「論談判」(1956年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後收入本書,成為第2章的內容),其基本內涵是,在談判和沖突的場合,如果博弈一方能夠以可信和可觀察的方式限制自己的某些選擇自由反而會增強其談判地位,而賦予一方更多的相機決策權則可能傷害該參與人的利益。
 

目錄

第一部分 戰略理論構成要素
第1章 緩慢發展的國際戰略學
第2章 論談判
談判實力:自我約束的實務
威脅
允諾
博弈游戲
第3章 談判,溝通與有限戰爭
默契(利益共同)
默式談判(利益沖突)
顯式談判
默式談判和有限戰爭
前期准備
第二部分 博弈論的重新定位
第4章 趨向互動決策理論
博弈再分類
協作博弈
混合博弈中的暗示與互動認知
第5章 實施、溝通與戰略行為
第6章 博弈論與實驗研究
第三部分 戰略:充滿隨機性
第7章 允諾和威懾的隨機性
失敗和風險
威脅意外實施的風險
隨機性承諾
第8章 產生隨機因素的威懾
意外戰爭威脅
有限戰爭:風險的根源
┅┅
第四部分 突襲:一種互不信任的分析
附錄
英中文譯名對照及索引
譯後記
 

2005年瑞典皇家科學院授予托馬斯·謝林諾貝爾經濟學獎,以表彰他在博弈論方面的開創性貢獻,尤其是在增進人們對合作和沖突問題的理解方面的重要工作。與謝林分享這一殊榮的還有以色列經濟學家羅伯特·奧曼(Robert Aumann)。

托馬斯·謝林1921年生於加州奧克蘭,1951年獲得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先后在耶魯大學、哈佛大學和馬里蘭大學執教,目前是馬里蘭大學經濟系和公共政策學院的傑出大學教授。1991年被選為美國經濟學協會會長。謝林在長期從事學術研究與教學之前曾經有過一段在政府部門任職的經歷(1945~1953),參與過戰后援助歐洲的馬歇爾計划,並擔任過杜魯門政府的政策顧問。這些政府經歷為他日后思考國際政治和軍事策略問題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和背景。

謝林的獲獎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外。按照諾貝爾經濟學獎授獎的慣例,諾獎得主通常是那些對經濟學基礎理論做出重要貢獻的人,這種基礎性貢獻的主要標志就是在標准教科書里能夠找到他們的經典模型,在研究生課程的必讀著作和論文目錄里一定有他們的名字,他們的工作一般是高度技術性的。謝林似乎不屬於這樣的經濟學家。他所有著述較少涉及數學模型,也沒有廣為引用的經典論文,他的名字只有在人們討論納什均衡概念時才會出現,而且是和一本書聯系在一起,這本書就是1960年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沖突的戰略》。在瑞典皇家科學院頒獎的新聞稿中就特別提到了他的這本書。毫無疑問, 《沖突的戰略》是謝林獲得諾貝爾獎的最重要的原因。

《沖突的戰略》有什麼特殊之處,使得經濟學界在近半個世紀之后賦予它最高的評價?要真正理解這本書在博弈論發展歷史上的獨創意義和重大影響,我們必須了解當時的一些理論背景。在謝林寫作此書的時候,博弈論尚處於它早期的發展階段,納什於1950年提出了納什均衡的概念,並證明了納什均衡存在的條件。那時博弈論主要作為應用數學的一個分支,對經濟學主流的發展幾乎沒有什麼影響。當人們討論談判問題時主要從合作性、零和博弈的角度研究什麼樣的談判結果是公平和有效率的。謝林沒有受當時博弈論發展現狀的束縛,而是從非合作、非零和博弈的角度研究沖突和談判策略的一般理論基礎,該理論可以適用於大國間的核戰略、國外援助、黑社會幫派沖突甚至大人對小孩的管教策略。更重要的是,謝林不只是滿足於一般性的理論探討,而是直接關注如何從這些理論框架出發深入研究現實生活中的策略互動和選擇,尤其是國際事務中的沖突與合作問題。

謝林在《沖突的戰略》一書中發展出來的最重要的思想是關於可信承諾(credible commitment)在沖突或談判過程中的重要作用。這一思想最早源於他的一篇論文「論談判」 (1956年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后收入本書,成為第2章的內容),其基本內涵是,在談判和沖突的場合,如果博弈一方能夠以可信和可觀察的方式限制自己的某些選擇自由反而會增強其談判地位,而賦予一方更多的相機決策權則可能傷害該參與人的利益。乍聽起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更多的行動自由總是意味着更多的機動性,即便在最差的情況下,你至少可以將機動性棄而不用,保留它怎麼會對你不利呢?大家熟知的「置於死地而后生」是這方面最好的一個例子(謝林在書中也提到這個例子):炸毀唯一逃生的橋梁可以向你的敵人顯示誓死一拼的決心,從而達到阻遏敵人進攻的戰略目的。在這里,炸毀橋梁就是一種關於絕不退縮的可信承諾,它限制了你的行動空間,但反而收到了嚇退敵人的效果。而如果你保有它,給自已留一條退路,看起來似乎萬無一失,可是問題在於,這時你再威脅敵人說絕不后退就不那麼可信了,敵人可能推斷你心虛,進而發動攻擊。從這個意義上說, 「相機決策」、 「因地制宜」這些似乎永遠正確的決策原則在一定的博弈環境中並不一定是最優的。

謝林在書中多次提到以合約或立法形式確立可信承諾的意義。最近大陸和台灣兩岸政治博弈的進展就提供了這方面的一個絕好的例證。全國人大通過《反國家分裂法》可以看做是大陸方面在兩岸談判僵局中采取的一種新策略,其意義在於以立法的形式向世界做出一種可信的承諾。這個法案的通過確實限制了大陸在突發事件下的回旋余地,但是另一方面,台濠宣布獨立就等同於武力統一的立法承諾消除了人們對台灣宣布獨立之后大陸可能采取什麼立場的種種猜疑和僥幸心態,使大陸在台灣問題上的談判地位大大增強了,有利於維護兩岸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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