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翻譯與經典闡釋

文化翻譯與經典闡釋
定價:144
NT $ 125
  • 作者:王寧
  • 出版社:中華書局
  • 出版日期:2006-04-01
  • 語言:簡體中文
  • ISBN10:7101050476
  • ISBN13:9787101050479
  • 裝訂:343頁 / 21 x 14 cm / 普通級 / 初版
 

內容簡介

在一個「文化」無所不包.無孔不入的全球化時代,翻譯更是難以擺脫「文化」的陰影。

翻譯學不再僅僅是傳統意義上的學科概念,而具有了更多跨學科的特征。這也許就是在全球化時代我們為什麽要強調翻譯學是一門獨立的學科而不僅僅是一個邊緣化學科的原因之所在。

在當今的西方理論批評界.面對文化的概念被大肆濫用.原先的一些從事文學研究的文化批評家便從巴赫金等人的實踐獲得啟示,提出了把文學研究的范圍擴大到文化的語境下,並為日益變得領地狹窄的文學研究擺脫危機的境地鋪平了道路。
 

目錄

上編 翻譯的文化學反思
一 翻譯的文化建構和文化研究的翻譯學轉向
二 全球化時代的文化研究和翻譯研究
三 翻譯學:走向科學的學科
四 中西比較文化語境下的翻譯研究
五 理論的翻譯:中國批評話語的重構
六 流散寫作與中華文化的全球性特征
中編 文化闡釋與經典重構
一 文學的文化闡釋與經典的形成
二 全球化語境下漢語疆界的模糊與文學史的重寫
三 現代性、翻譯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經典重構
四 作為文化「非殖民化」的翻譯
五 惠特曼與現代性:中國現代文學語境中的惠特曼
六 浪漫主義、《鏡與燈》及其「烏托邦」的理論建構
七 作為藝術家的易卜生:易卜生與中國重新思考
下編 文化研究與文化理論的闡釋
一 全球化、文化研究和當代批評理論的走向
二 全球化時代中國電影的文化分析
三 文化研究語境下的性別研究和怪異研究
四 圖像理論與語像批評的轉折
五 文化研究語境中的巴赫金與理論的旅行
六 德里達與解構批評:重新思考
附錄
一 關於歐洲作家與中國文化等若干理論問題的對話
二 關於文學翻譯及翻譯研究的對話
後記
 

文學研究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與文化研究緊緊結合在一起,而由於異質於西方文化的東方各國的介入,比較文學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與比較文化緊密聯系在一起。本來,中國在文學與文化上的對話與比較意識是在與西方文化接觸後被逼出來的;而今,面對西方文化的強勢姿態,中國主動認同文化的多元化,並且以多元之中的一元尋求與世界各國文化的對話。中西比較文學作為跨文化的文學對話,首先應該尋找二者之間的共同話語,否則,對話就沒有契合點,就會各說各的。錢錘書、葉維廉、劉若愚等學者在這方面已取得了一些成績。不過,隨著對話的深入,跨文化的中西文學展現出來的更多的將是差異性,甚至一些基本概念也具有不可翻譯性。因此,如何站在當代學術的前沿,對中西文學進行事例,並從中概括出真正意義上的「總體文學」,將是跨文化的中西比較文學的主旋律,也是我們這套叢書的宗旨。

我們這套叢書也有撥亂反正的意圖。一般來講,文明之間的碰撞、沖突與交融,有一個規律性的過程,就是從一廂情願的生搬硬套到較為客觀的確良對話與比較。譬如,佛教初入中國,一般人就以道家的語匯去生搬硬套,後來才發現佛學與道家的差異。遺憾的是,中西文化的碰撞與交融已有幾個世紀了,我們仿佛還沒有走出文化認同的生搬硬套的「初級階段」。在歷史學與社會學領域,西方社會從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發展而來的社會演進模式,被原封不動地照搬過來。在哲學上,西方的唯物論與唯心論之爭,也成了剪貼中國哲學一套現成的方法。而文學上的生搬硬套更是無孔不入:屈原、李白被說成浪漫主義者,《詩經》與杜詩則被說成是現實主義的,在對中國敘事文學的闡釋中,西方的典型、類型、悲劇、喜劇等概念簡直是鋪天蓋地,結成一張生搬硬套的大網,使我們的受教育者無法從這張謬誤之網中逃遁。問題的嚴重性在於,盡管在20世紀80年代,一些先覺的學者開始批判反省這種生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硬套的學術模式,但時至今日,這張謬誤之網仍在遮蔽著中國古典文學的真面目,使之難以恬然澄明,將特點呈現於受教育者之前。試想,《詩經》是中國抒情詩傳統的正宗,是使中國文學在源頭上就與西方形成的史詩傳統不同的開山之作,而將之說成是現實主義作品,豈非有意遮蔽中國古典文學的特點?因此,以跨文化的文學對話來取代這種生搬硬套模式,已是刻不容緩的事了。

從某種意義上說,生搬硬套模式的生成與文化選擇的取向並無必然的聯系。胡適是「全盤西化」論的倡導者,但他卻在戴震那里發現了「實驗主義」,在王莽那里發現了「社會主義」。郭沫若既尊孔又推崇詩子,但他與胡適一樣,在孔子那里發現了康德與歌德之價格,在庄子那里發現了「泛神論」,並以西方社會的歷史演進模式來套中國古代社會。而魯迅與梁漱溟,雖然一個具有濃重的西化傾向,一個以為世界最近之將來必是中國文化之復興,但是二者的共同之處,則在於對中西文化和文學的差異有清醒的認識。魯迅西化的文學選擇取向並沒有使他把西方的話語生搬硬套到中國的文化與文學中來。他從來沒有用「封建主義」等西方詞匯來解釋中國古代社會,也沒有用浪漫主義、現實主義來解釋中國古代文學。他指出中國沒有「悲劇」觀念,對於林語堂得意洋洋地將humor譯成「幽默」並在中國文學中尋找「同黨」也不以為然。1932年,針對日本人要編《世界幽默全集》,他在《致增田涉》的信中說:「所謂中國的『幽默』是個難題,因『幽默』本非中國的東西。也許是書店迷信西洋話能夠包羅世界一切,才想出版這種書。」「中國究竟有無『幽默』作品?似乎沒有。」就此而言,魯迅較之生搬硬套的同代人,顯然要清醒得多。可以說,生搬硬套體現了文化碰撞之初對異質文化的認同性變異。因為人們對於陌生的對象,往往喜歡從自己已有的經驗去想象它;而另一方面,則是媒介者考慮到本土的便於接受而故意「誤讀」,就像近代那些「豪傑譯」,將西方小說翻譯成中國式的章回小說一樣。而我們的這套叢書,就是想在糾正這種生搬硬套的學術研究模式上有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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